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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所985大學理工科專業讀了三年后,孫睿決定退學,重讀文科,24歲的他正在等待高考成績。文圖無關。 (視覺中國/圖)

孫睿決定從那所985大學退學。

想法在腦中盤桓已久。在讀了一年大一和三年大二后,他再難忍受不斷循環讀大二的死結。2017年,他被一所西南名校的土木學院錄取,很快感受到不適配。高中時,父母拒絕在他的文科選科表上簽字,浸在理工科“簡單符號間的復雜運算”中,孫睿時常感受到一種文化上的饑渴。

大一下學期,他陸續掛掉了包括大學物理、高等數學在內的一些通識類基礎課。專業課也難以應對:他所在的專業要學工科里的10門力學,有些課程80%的內容要用到艱深的數理運算。

退學與勉力維持現狀的天平,終于在一節流體力學的實驗課上失衡。他看著同學們做實驗,寫報告,像在玩一堆數字游戲。他抄一抄就能過關,仍深覺自己像人群里一只不會爬樹的猴子那樣突兀。他說,解決困境通常遵循線性邏輯,困難越大,投入越多努力即可。可在那一刻,孫睿喪失了行動力。

他向輔導員和家長提出退學,遭到反對。按照學校的規定,本科生的最高修讀年限是八年。他還剩四年時間去夠一個學位,遠未觸及那條不得不退學的紅線。輔導員提議,讓他休學一段時間,調整狀態。休學的三個月里,他背著書包,去了趟新疆,全程靠硬座和搭車、拼車的方式窮游,試著找回自己的行動力。開學后,他立馬退了學。

理工科課業繁重。在大學,他曾抽空旁聽過一些人文學科的課程。他說,那些課程就像櫥窗里的商品,而自己像一名站在櫥窗外的流浪漢,很羨慕,但無法購買。“(在大學里)時間本身在我看來是無法實現自己的價值的,我感覺像是被迫完成一項表演性的工作,把這道題做了,獲得了畢業,(就大功告成了)。”孫睿說。

如今24歲的孫睿正在等待自己的高考成績。退學兩年了,他改學了文科,一切似乎都回到了他想為人生設定的軌道。他不是沒有分析過其中的利弊——遠離高中的內容太久,難以考到曾經的分數;再讀完四年大學,年齡上的劣勢會遠大于旁人。但他并不后悔自己的選擇。

退學重考后,人生道路會得到修正嗎?南方周末記者采訪了多位退學重考的大學生和研究生,他們的回答有一個共同點:那或許是一次填補遺憾、糾偏人生的機會。

打開那個名為退學的開關

某藝術類院校畢業生郭語仍然記得五年前的那次退學談話。那時,她還在北方一所鐵路類院校讀大一。她是浙江第一屆新高考生,不分文理,擅長文科的她選了一門技術,因此可以填報部分理工科專業。志愿填報很大程度上被父親的意志左右。父親是鐵路局的員工,為她挑選了一所鐵路類院校的工程技術專業。

郭語更想讀藝術類院校的編導專業。高三時,她無意間了解到編導,在興趣之下兼報了藝術類。在沒有藝考機構輔導的情況下,她順利挺進華東一所藝術類院校的三試,但因為不熟悉考試內容和流程,以5分之差遺憾敗北。

高三那個暑假,她曾猶豫是否復讀,但想法很快被畢業季解脫、松散的氛圍沖淡。“沒有那個勇氣,不敢作那個決定,我怕我會失敗”。

大學最終以與期待相反的面目展開了。理工類課程令人頭痛,她不清楚類似工程制圖的課對她的人生能產生什么意義。在課堂上或課后,她讀吳念真的散文、麥基的《故事》,以及一些講編劇方法的書。鐵路類院校規章嚴格,早上6點半必須起來晨跑,被子得疊成豆腐塊,床單和被套要弄出棱角,地上不允許有一根頭發,桌面不能有一個雜物。這和她散漫自由的天性相悖。

離開的念頭在孕育。大一上學期結束,她又去了趟那所藝術院校“朝圣”。在校門口,一位女老師把她當成了本校學生,送給她一張奧德賽相關戲劇的票。她退掉了當晚的高鐵票,在劇場看完那出戲,確認“這就是我想要的人生追求”。

她決定退學重考。最差的情況無非是考不上編導,再走一遍文化類錄取。她說服母親在退學文件上簽字,兩個人瞞著父親,辦理了退學手續。

退學談話,班主任試圖說服她:你都已經讀了一個學期了,退學是在折騰,浪費時間。編導類專業以后工作不穩定,女孩子找一個安穩的工作比較好。

“我當時就覺得無法溝通。”郭語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從北京一所211大學退學的張頤共享了類似的心路歷程。

高考填志愿,張頤所在的省份,最多可以填96個志愿,以“專業+學校”順序排列,按分數高低錄取。她想優先選漢語言文學、戲劇文學和法學類專業。父親沒和她商量,擅自調換了兩個志愿的順序,她最后被北京某211大學的公共管理專業錄取。她數學不好,學起來有些吃力。

對于不滿意專業的大學生來說,解決困境主流途徑有兩種:轉專業和跨專業讀研。但兩條路對張頤來說,都行不通。

她嘗試換個專業,但被嚴格的轉專業機制攔在門外。在那所211大學,轉專業需要通過所在學院和意向轉入學院的雙重考核。她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學院對轉專業的明文規定是學分績達到前30%,系里一共一百多號人,最后院里允許轉出的只有三五個。再剔除掉沒能通過意向學院筆試、面試的,只有一兩個人能順利轉成。

而跨專業讀研意味著,需要忍耐四年,才能爭取一個換專業讀研的機會。張頤拒絕漫長的等待。“我當時很迫切的一個想法是,盡快地學我自己想學的專業。”她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如果繼續等待,“這會讓我覺得整個大學生涯都被浪費掉了。”

畢業季來臨,部分學生卻逆水行舟,選擇重新高考或考研,試圖修正人生方向。 (視覺中國/圖)

領取一套新的人生劇本

對一部分人來說,退學重考確實能為自己的人生換取一套新劇本。

2021年9月,周施琳辭掉了一所建筑類企業的HR工作,到湖南一所綜合類大學讀研。入學的機會來自考研調劑,她原本考的是北方一所財經類大學企業管理專業的研究生,但沒過A區國家線。

學歷膨脹的年代,周施琳一直對自己的本科學歷不太自信。為了上岸,她付出了艱難的努力。從2021年7月起,她維持一種魔鬼作息:每天凌晨4點半起床,學習到7點50去上班,下午5點下班后,從晚上7點一直學到11點。午休時間也不放過。

調劑后的專業,和自己想報的專業在同一個一級學科下面。她起初感受到的是可以上學的喜悅。拿到課表、瀏覽完導師們的研究領域后,她發現兩個專業的培養重點不盡相同。她想在人力資源領域深耕,但調劑后的專業更偏向于財會。

那不是她感興趣的內容。她決定再考一次研。2023年,她踩線進了理想院校的理想專業。以前只有本科學歷,“覺得沒自信,自己處在山腳,當我考上,我會覺得我已經走在山的半途了。”她說,扛住壓力退學重考,達成心儀目標,讓她變得更自信了。

但并非所有退學重讀的人,都能讓人生如己所愿地駛入平順的航道。

楊北辰在南方一所理工類大學讀了四年材料學,很早就開始準備換專業讀研。他所學的材料專業,因就業不好被戲稱為“四大天坑”(生化環材,即生物工程、化學工程技術、環境科學與工程、材料科學與工程)。對于部分就業老大難的理工科學生來說,“轉碼”——轉行寫代碼一度是一個熱門選項。楊北辰記得,幾年前,很多社交平臺都彌漫著對計算機專業的狂熱。“讀一個計算機碩士,畢業年薪白菜價能拿20萬-30萬。”這激發了他對這個專業的熱情。

第一次考研,他沖擊華東某雙非高校的計算機碩士,他發現,“競爭太激烈了”,沒過復試分數線。最后兜兜轉轉,又調劑回了本校的材料學。他寬慰于,自己起碼還能再上三年學,但仍然迷茫,“不知道自己真正想做什么”。如今再回顧,他說當年一頭扎進考研戰場,多少帶點盲目,是被身邊人一起擁著往前走。

一位從985院校退學的碩士生向南方周末記者分析這種心態:“從小到大,大家一直處在一個競爭性的體系里,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好像把別人一個一個擠下去,自己才會獲得勝利。大家會認為,從橋上掉到橋下的過程是非常可怕的,橋下就是萬丈深淵的感覺。”

楊北辰起初自我暗示,好好度過研究生生涯,同時計劃學一些編程知識。在他所在的大學,研究生的畢業要求還算寬松:發一篇二區SCI的論文,畢業再寫一篇大論文。理工科研究生有科研任務,他的實驗室日常重復而單調,不停地磨金相、拋光,“大量的技術性勞動”。

“可能我不太喜歡做科研。我的目的也不是為了研究出什么東西,當時的目的就是為了發論文,然后畢業。”

他決計畢業后不從事本專業的工作,但又要泡在實驗室里消磨時間,做的一切看上去都像無用功。“你不想學這個東西,不喜歡,還得非要學”。擰巴到了研二下學期,楊北辰決定退學,再考一年計算機碩士。

第二次考研依舊以失敗告終。他跑去深圳找工作,互聯網的運營、產品崗位,挨個投一圈。“折騰”的幾年在他的簡歷上留下了痕跡。他面試過一家主營跨境電商的公司,對面是個四十多歲的女面試官,聊起退學經歷,對方表示難以理解。結束后,面試官對他說:“如果不是因為你退學,我當場就把你錄用了。”

“但我覺得退學這個決定我一點都不后悔,反而會很慶幸。”楊北辰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我覺得人的感受是很重要的,你不想要做的事,就可以不去做。”

坦然接受一切后果

“現在的年輕人很大程度上都是被一種外在的進程和指標(推著走),支撐著所剩無幾的個人意志。”孫睿說,退學后的第一年,他并未選擇任何一個復讀機構。他自認為看透了高考的本質,“沒有任何生產性,把年輕人的精力和意志力消耗成一個可以供外界評價的數字。”他剛退學,“對復讀非常排斥”。

他把那一年視為自我調整的gap year(間隔年)。他考慮過出國讀書,但因為理想的專業是漢語言文學,去境外留學并非良選。他也試著去應聘,但接受他的大多是一些銷售崗。他轉念,想著或許能做一做自由職業,報了網上的編劇班。效果難如人意。

靠速成的方式學寫劇本,在市場上難以求得好結果,同時也很難讓自己滿意,最后發現,“無論求職還是自謀生路,都很困難”。受到現實的掣肘,孫睿發現“可能唯一的選擇還是重新參加一次高考”。

只是這次,孫睿對大學的設想不是局限在一張文憑,而是想找到一個符合自己志趣的、能夠充分發展的空間。

退學重考后,張頤從原來的211大學,“掉”到了現在這所雙非院校。所幸專業是她想要的法學,對于現狀她還算滿意。很多人問過她,能否接受之中的落差。她搖搖頭。她說,自己曾經迷戀那種標準化的升學路徑:一路的985本、985碩,加上國外名校PHD,仿佛那才是人生標配。她曾經迷戀過名校光環,現在覺得,學歷為因、能力為果的思維,實際上是一種邏輯倒置。

她的經歷在社交媒體上吸引了很多人的問詢。她發現,很多人都有退學重考的念頭。有一個家境不好的學生,學小語種專業,想退學重新考法學,理由是小語種就業不甚樂觀,而法學類專業日后薪資的天花板更高,能持久地緩解她的家庭經濟困局。

一位從高一開始就立志學習法學的同學,報志愿時遭到父母反對,以為到了大學矛盾就能消弭。結果,內心對理想的偏執,讓他難以繼續學業。最后,他真的退學重考了。

在私信里,這位同學對張頤說:他能坦然接受復讀的一切結果,這是一場對自己的救贖,無論結果如何都無悔。

“會擔憂退學重讀所付出的時間成本嗎?”南方周末記者幾乎問了所有受訪者這個問題。

“像時間成本這種東西更多是外在的標準,站在社會的視角看自己,把自己的生命體驗量化。但是站在我自己的角度的話,人生總是會有各種各樣的起伏,即便是不太順利的過程,也是寶貴的體驗,這就是我的生活,我的人生本身,我的生命歷程,不會覺得很可惜,只是覺得有一個很不錯的經歷。”孫睿回答。

“我覺得眼光要放長遠,不能只盯在當下這個階段。我覺得很多人想要的結果一直都是自己剛開始想要的,但又一直把自己想要的結果后置,想著后面再說,但很多事情拖著拖著就沒有了。”郭語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這個畢業季,郭語剛剛從那所藝術類院校畢業。她現在在一家新媒體公司做編導,工作內容大致是用電影的思維拍短視頻,對未來仍有一些迷茫。她說,這些迷茫都在合理的范疇之內,如果當初沒有退學,自己或許會在鐵路類單位做文員。她慶幸現在的選擇,因為文員的迷茫,實在離自己想要的生活太遠太遠了。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人物皆為化名)

南方周末記者 潘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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