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所985大學理工科專業讀了三年后，孫睿決定退學，重讀文科，24歲的他正在等待高考成績。文圖無關。 （視覺中國/圖）
孫睿決定從那所985大學退學。
想法在腦中盤桓已久。在讀了一年大一和三年大二后，他再難忍受不斷循環讀大二的死結。2017年，他被一所西南名校的土木學院錄取，很快感受到不適配。高中時，父母拒絕在他的文科選科表上簽字，浸在理工科“簡單符號間的復雜運算”中，孫睿時常感受到一種文化上的饑渴。
大一下學期，他陸續掛掉了包括大學物理、高等數學在內的一些通識類基礎課。專業課也難以應對：他所在的專業要學工科里的10門力學，有些課程80%的內容要用到艱深的數理運算。
退學與勉力維持現狀的天平，終于在一節流體力學的實驗課上失衡。他看著同學們做實驗，寫報告，像在玩一堆數字游戲。他抄一抄就能過關，仍深覺自己像人群里一只不會爬樹的猴子那樣突兀。他說，解決困境通常遵循線性邏輯，困難越大，投入越多努力即可。可在那一刻，孫睿喪失了行動力。
他向輔導員和家長提出退學，遭到反對。按照學校的規定，本科生的最高修讀年限是八年。他還剩四年時間去夠一個學位，遠未觸及那條不得不退學的紅線。輔導員提議，讓他休學一段時間，調整狀態。休學的三個月里，他背著書包，去了趟新疆，全程靠硬座和搭車、拼車的方式窮游，試著找回自己的行動力。開學后，他立馬退了學。
理工科課業繁重。在大學，他曾抽空旁聽過一些人文學科的課程。他說，那些課程就像櫥窗里的商品，而自己像一名站在櫥窗外的流浪漢，很羨慕，但無法購買。“（在大學里）時間本身在我看來是無法實現自己的價值的，我感覺像是被迫完成一項表演性的工作，把這道題做了，獲得了畢業，（就大功告成了）。”孫睿說。
如今24歲的孫睿正在等待自己的高考成績。退學兩年了，他改學了文科，一切似乎都回到了他想為人生設定的軌道。他不是沒有分析過其中的利弊——遠離高中的內容太久，難以考到曾經的分數；再讀完四年大學，年齡上的劣勢會遠大于旁人。但他并不后悔自己的選擇。
退學重考后，人生道路會得到修正嗎？南方周末記者采訪了多位退學重考的大學生和研究生，他們的回答有一個共同點：那或許是一次填補遺憾、糾偏人生的機會。
打開那個名為退學的開關
某藝術類院校畢業生郭語仍然記得五年前的那次退學談話。那時，她還在北方一所鐵路類院校讀大一。她是浙江第一屆新高考生，不分文理，擅長文科的她選了一門技術，因此可以填報部分理工科專業。志愿填報很大程度上被父親的意志左右。父親是鐵路局的員工，為她挑選了一所鐵路類院校的工程技術專業。
郭語更想讀藝術類院校的編導專業。高三時，她無意間了解到編導，在興趣之下兼報了藝術類。在沒有藝考機構輔導的情況下，她順利挺進華東一所藝術類院校的三試，但因為不熟悉考試內容和流程，以5分之差遺憾敗北。
高三那個暑假，她曾猶豫是否復讀，但想法很快被畢業季解脫、松散的氛圍沖淡。“沒有那個勇氣，不敢作那個決定，我怕我會失敗”。
大學最終以與期待相反的面目展開了。理工類課程令人頭痛，她不清楚類似工程制圖的課對她的人生能產生什么意義。在課堂上或課后，她讀吳念真的散文、麥基的《故事》，以及一些講編劇方法的書。鐵路類院校規章嚴格，早上6點半必須起來晨跑，被子得疊成豆腐塊，床單和被套要弄出棱角，地上不允許有一根頭發，桌面不能有一個雜物。這和她散漫自由的天性相悖。
離開的念頭在孕育。大一上學期結束，她又去了趟那所藝術院校“朝圣”。在校門口，一位女老師把她當成了本校學生，送給她一張奧德賽相關戲劇的票。她退掉了當晚的高鐵票，在劇場看完那出戲，確認“這就是我想要的人生追求”。
她決定退學重考。最差的情況無非是考不上編導，再走一遍文化類錄取。她說服母親在退學文件上簽字，兩個人瞞著父親，辦理了退學手續。
退學談話，班主任試圖說服她：你都已經讀了一個學期了，退學是在折騰，浪費時間。編導類專業以后工作不穩定，女孩子找一個安穩的工作比較好。
“我當時就覺得無法溝通。”郭語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從北京一所211大學退學的張頤共享了類似的心路歷程。
高考填志愿，張頤所在的省份，最多可以填96個志愿，以“專業+學校”順序排列，按分數高低錄取。她想優先選漢語言文學、戲劇文學和法學類專業。父親沒和她商量，擅自調換了兩個志愿的順序，她最后被北京某211大學的公共管理專業錄取。她數學不好，學起來有些吃力。
對于不滿意專業的大學生來說，解決困境主流途徑有兩種：轉專業和跨專業讀研。但兩條路對張頤來說，都行不通。
她嘗試換個專業，但被嚴格的轉專業機制攔在門外。在那所211大學，轉專業需要通過所在學院和意向轉入學院的雙重考核。她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學院對轉專業的明文規定是學分績達到前30%，系里一共一百多號人，最后院里允許轉出的只有三五個。再剔除掉沒能通過意向學院筆試、面試的，只有一兩個人能順利轉成。
而跨專業讀研意味著，需要忍耐四年，才能爭取一個換專業讀研的機會。張頤拒絕漫長的等待。“我當時很迫切的一個想法是，盡快地學我自己想學的專業。”她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如果繼續等待，“這會讓我覺得整個大學生涯都被浪費掉了。”
畢業季來臨，部分學生卻逆水行舟，選擇重新高考或考研，試圖修正人生方向。 （視覺中國/圖）
領取一套新的人生劇本
對一部分人來說，退學重考確實能為自己的人生換取一套新劇本。
2021年9月，周施琳辭掉了一所建筑類企業的HR工作，到湖南一所綜合類大學讀研。入學的機會來自考研調劑，她原本考的是北方一所財經類大學企業管理專業的研究生，但沒過A區國家線。
學歷膨脹的年代，周施琳一直對自己的本科學歷不太自信。為了上岸，她付出了艱難的努力。從2021年7月起，她維持一種魔鬼作息：每天凌晨4點半起床，學習到7點50去上班，下午5點下班后，從晚上7點一直學到11點。午休時間也不放過。
調劑后的專業，和自己想報的專業在同一個一級學科下面。她起初感受到的是可以上學的喜悅。拿到課表、瀏覽完導師們的研究領域后，她發現兩個專業的培養重點不盡相同。她想在人力資源領域深耕，但調劑后的專業更偏向于財會。
那不是她感興趣的內容。她決定再考一次研。2023年，她踩線進了理想院校的理想專業。以前只有本科學歷，“覺得沒自信，自己處在山腳，當我考上，我會覺得我已經走在山的半途了。”她說，扛住壓力退學重考，達成心儀目標，讓她變得更自信了。
但并非所有退學重讀的人，都能讓人生如己所愿地駛入平順的航道。
楊北辰在南方一所理工類大學讀了四年材料學，很早就開始準備換專業讀研。他所學的材料專業，因就業不好被戲稱為“四大天坑”（生化環材，即生物工程、化學工程技術、環境科學與工程、材料科學與工程）。對于部分就業老大難的理工科學生來說，“轉碼”——轉行寫代碼一度是一個熱門選項。楊北辰記得，幾年前，很多社交平臺都彌漫著對計算機專業的狂熱。“讀一個計算機碩士，畢業年薪白菜價能拿20萬-30萬。”這激發了他對這個專業的熱情。
第一次考研，他沖擊華東某雙非高校的計算機碩士，他發現，“競爭太激烈了”，沒過復試分數線。最后兜兜轉轉，又調劑回了本校的材料學。他寬慰于，自己起碼還能再上三年學，但仍然迷茫，“不知道自己真正想做什么”。如今再回顧，他說當年一頭扎進考研戰場，多少帶點盲目，是被身邊人一起擁著往前走。
一位從985院校退學的碩士生向南方周末記者分析這種心態：“從小到大，大家一直處在一個競爭性的體系里，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好像把別人一個一個擠下去，自己才會獲得勝利。大家會認為，從橋上掉到橋下的過程是非?？膳碌?，橋下就是萬丈深淵的感覺。”
楊北辰起初自我暗示，好好度過研究生生涯，同時計劃學一些編程知識。在他所在的大學，研究生的畢業要求還算寬松：發一篇二區SCI的論文，畢業再寫一篇大論文。理工科研究生有科研任務，他的實驗室日常重復而單調，不停地磨金相、拋光，“大量的技術性勞動”。
“可能我不太喜歡做科研。我的目的也不是為了研究出什么東西，當時的目的就是為了發論文，然后畢業。”
他決計畢業后不從事本專業的工作，但又要泡在實驗室里消磨時間，做的一切看上去都像無用功。“你不想學這個東西，不喜歡，還得非要學”。擰巴到了研二下學期，楊北辰決定退學，再考一年計算機碩士。
第二次考研依舊以失敗告終。他跑去深圳找工作，互聯網的運營、產品崗位，挨個投一圈。“折騰”的幾年在他的簡歷上留下了痕跡。他面試過一家主營跨境電商的公司，對面是個四十多歲的女面試官，聊起退學經歷，對方表示難以理解。結束后，面試官對他說：“如果不是因為你退學，我當場就把你錄用了。”
“但我覺得退學這個決定我一點都不后悔，反而會很慶幸。”楊北辰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我覺得人的感受是很重要的，你不想要做的事，就可以不去做。”
坦然接受一切后果
“現在的年輕人很大程度上都是被一種外在的進程和指標（推著走），支撐著所剩無幾的個人意志。”孫睿說，退學后的第一年，他并未選擇任何一個復讀機構。他自認為看透了高考的本質，“沒有任何生產性，把年輕人的精力和意志力消耗成一個可以供外界評價的數字。”他剛退學，“對復讀非常排斥”。
他把那一年視為自我調整的gap year（間隔年）。他考慮過出國讀書，但因為理想的專業是漢語言文學，去境外留學并非良選。他也試著去應聘，但接受他的大多是一些銷售崗。他轉念，想著或許能做一做自由職業，報了網上的編劇班。效果難如人意。
靠速成的方式學寫劇本，在市場上難以求得好結果，同時也很難讓自己滿意，最后發現，“無論求職還是自謀生路，都很困難”。受到現實的掣肘，孫睿發現“可能唯一的選擇還是重新參加一次高考”。
只是這次，孫睿對大學的設想不是局限在一張文憑，而是想找到一個符合自己志趣的、能夠充分發展的空間。
退學重考后，張頤從原來的211大學，“掉”到了現在這所雙非院校。所幸專業是她想要的法學，對于現狀她還算滿意。很多人問過她，能否接受之中的落差。她搖搖頭。她說，自己曾經迷戀那種標準化的升學路徑：一路的985本、985碩，加上國外名校PHD，仿佛那才是人生標配。她曾經迷戀過名校光環，現在覺得，學歷為因、能力為果的思維，實際上是一種邏輯倒置。
她的經歷在社交媒體上吸引了很多人的問詢。她發現，很多人都有退學重考的念頭。有一個家境不好的學生，學小語種專業，想退學重新考法學，理由是小語種就業不甚樂觀，而法學類專業日后薪資的天花板更高，能持久地緩解她的家庭經濟困局。
一位從高一開始就立志學習法學的同學，報志愿時遭到父母反對，以為到了大學矛盾就能消弭。結果，內心對理想的偏執，讓他難以繼續學業。最后，他真的退學重考了。
在私信里，這位同學對張頤說：他能坦然接受復讀的一切結果，這是一場對自己的救贖，無論結果如何都無悔。
“會擔憂退學重讀所付出的時間成本嗎？”南方周末記者幾乎問了所有受訪者這個問題。
“像時間成本這種東西更多是外在的標準，站在社會的視角看自己，把自己的生命體驗量化。但是站在我自己的角度的話，人生總是會有各種各樣的起伏，即便是不太順利的過程，也是寶貴的體驗，這就是我的生活，我的人生本身，我的生命歷程，不會覺得很可惜，只是覺得有一個很不錯的經歷。”孫睿回答。
“我覺得眼光要放長遠，不能只盯在當下這個階段。我覺得很多人想要的結果一直都是自己剛開始想要的，但又一直把自己想要的結果后置，想著后面再說，但很多事情拖著拖著就沒有了。”郭語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這個畢業季，郭語剛剛從那所藝術類院校畢業。她現在在一家新媒體公司做編導，工作內容大致是用電影的思維拍短視頻，對未來仍有一些迷茫。她說，這些迷茫都在合理的范疇之內，如果當初沒有退學，自己或許會在鐵路類單位做文員。她慶幸現在的選擇，因為文員的迷茫，實在離自己想要的生活太遠太遠了。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人物皆為化名）
南方周末記者 潘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