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劉旭
大多數情況下，可怕的并不是社交對象，我們害怕的是社交要承擔意料之外的后果。
2021年4月5日，美國紐約，一名戴口罩的女性從藝術家阿默·奧爾森（Amer Olson），創作的題為“格林威治村精神”的壁畫前面走過。/視覺中國
太宰治在《人間失格》中寫道：“我一向竭力回避人與人之間的摩擦，害怕卷入那樣的漩渦之中。”如今，太宰治描述的這樣的人越來越多了。這當中，大多是年輕人，他們為自己的行為打上了一個標簽——“社恐”。
“社恐”是“社交恐懼癥”的簡稱，指行為主體不敢進行面對面的社會交往。換言之，這個群體在進行正常的社會交往時會感到有壓力、不自在，并且無法以正常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意見和態度。而這種趨于回避與退縮的心理狀態，也多見于在手機媒介環境下成長的個體。
“在真正需要幫助時，社交就變得不那么令人恐懼”
葉佳璇就是其中之一。她今年25歲，剛剛拿到藝術史碩士學位。她本科時學的是廣告學，該專業偏重協作與溝通，但她明顯感覺自己難以適應。于是，當大多數同窗選擇畢業后進入4A公司或者“大廠”時，她毅然決定去讀一個自己感興趣又不用和人打太多交道的專業。
剛上大學時，葉佳璇并不知道“社恐”這個概念的存在。她以為自己不善人際交往，單純是性格內向的原因。但在一次參加社團活動的面試時，她觀察到，其實身邊有很多和她一樣的人。“大家都很拘謹，在那個環境里，完全可以針對項目內容聊聊天，但人們都在玩手機，以掩飾當時的尷尬。”自那往后，葉佳璇會思考“為什么自己和同齡人會恐懼社交”，很長一段時間里，她沒有得出任何結論。
在當代社會，手機成了回避社交的擋箭牌。/圖·unsplash
上大二時，葉佳璇報名參加了一個綜藝節目的錄制。習慣獨來獨往的她，這一次也是獨自前往現場。看到身旁成雙結對的觀眾，她覺得自己稍微有些奇怪，但是她并不渴望和其他人建立聯結。錄制結束，已近深夜，從大興星光影視園到她東五環外的宿舍有三十公里，作為一個女孩兒，她不免有些害怕。
葉佳璇正發愁如何回去的時候，一個同校學生出現在她眼前。那個女孩主動問她：“要不要一塊兒？做個伴兒。”她點點頭，兩個人拼了個車，搭伴兒回了學校。在路上，她們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下車后互加了微信。那時，葉佳璇意識到，“社恐”有時候好像只是一個托詞：“在我真正需要幫助時，社交就變得不那么令人恐懼。”她覺得，自己的“社恐”狀態，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對陌生的回避。
在我真正需要幫助時，社交就變得不那么令人恐懼。/圖·unsplash
回到宿舍，葉佳璇躺在床上回想起自己過往那些真正的“社恐時刻”。
過年回老家，不太熟悉的七大姑八大姨會問她很多難以回答的問題，譬如：“談戀愛了嗎？”“學的專業以后出路是什么？”對于這些近似拷問的問題，她會即時觸發內心的“社恐按鈕”，尷尬地說上幾句之后，她就找個由頭趕緊逃離現場。
學生會組織的聚餐也讓葉佳璇感到不適。起初，她加入那些校園組織，是為了“能讓自己在學習之余，有些事做”，但她慢慢察覺，當中的運行模式，與她想象的完全不一樣：“大家沒有過深的交往，表面看著嘻嘻哈哈，但實際上，相互之間并不了解。”所以，每次和他們在一個桌子上吃飯，葉佳璇都會覺得有些別扭：一方面，不能放開吃，肚子填不飽；另一方面，大家都在尬聊，“無論是講述的，還是聆聽的，都很不好受”。
最讓葉佳璇受不了的環節還不是用餐，而是結束之后開展的一系列活動。尤其是“真心話大冒險”游戲，被葉佳璇稱為“社恐的洼地”。每次輪到她，她都只選“真心話”，因為包含著親密動作的“大冒險”對她來說簡直是“公開處刑”。雖然名義上是“真心話”，但實際上就算胡編亂造一些經歷，也不會有人在意：“每次聚會，真正感到快樂的，也就那么幾個人。”
電視劇《我在他鄉挺好的》中面對七大姑八大姨的輪番轟炸，喬姐有妙招。/電視劇《我在他鄉挺好的》劇照
在比對了不同情境下自己的反應之后，葉佳璇得出了一個結論：像自己這樣的“社恐”，并非生活中的異類，“回避社交，只是應對陌生和尷尬的一種方式而已”。所以，在她看來，沒有必要放大這種狀態，“把‘社恐’掛在嘴邊，更沒有什么實質性的意義”。
盡管葉佳璇想得很清楚，但在行為上，她依舊按照舊有的習慣去社交。在眾多社交對象里，“半熟不熟的人”最令她頭疼，她至今找不到一個讓自己舒服的交往方式。老朋友則是她的“舒適圈”，不過她也不過分依賴他們。每隔一段時間，她會和朋友們聚一聚，聊聊知心話。那個時候，她并不覺得自己是個“社恐”。
“工作場合的‘社恐’，大多是想化繁為簡”
與葉佳璇同年出生、已經工作三年的胡翰對“社恐”的理解就完全不同。在朋友眼里，胡翰很愛表露心跡，從他在社交場合的表現來看，幾乎沒有人會把“社恐”安在他頭上。但他自己反復強調，工作時，他是極度“社恐”的那一類。
與同事在樓道內正面相遇，他會用最快的速度掏出手機，以免令他難堪的打招呼環節在二人之間發生。于他而言，同事就像一陣風暴，手機則是那個讓他相安無事的風暴眼。盡管他只是劃拉幾下，并沒有做什么實質性的操作，但仍能確保他與同事相安無事。
平級之間倒是可以通過一些“小聰明”蒙混過關，但如何掌握與領導的相處之道，卻著實讓胡翰犯難。他的直屬部門總監三十出頭，旁人對其的評價是“人機靈，會來事兒”。用胡翰的話說，就是“圓滑”。 胡翰說，他自幼就忌憚與這樣的角色打交道。他覺得，以自己的經驗、閱歷，同這種人說什么，都沒有太大的價值。于是，他選擇對工作情況避而不談，除了遞交日報，與總監的溝通幾乎為零。
他選擇對工作情況避而不談，除了遞交日報，與總監的溝通幾乎為零。/圖·unsplash
在追求效率與秩序的職場上，胡翰這樣的行為無異于“慢性自殺”。時間長了，總監自然而然就認為他每天都在“摸魚”，就算他做出了一些成績，也由于反饋的缺乏，而得不到任何相應的回報。每天拖著疲憊的身子走在回家的路上，胡翰就盤算著，第二天一定要好好和總監聊一聊。但等太陽升起，胡翰又失去了言說的欲望。他擔心自己措辭不當，也生怕總監反應過度，最終還是選擇了妥協與隱忍。
有一段時間，胡翰在社交媒體上表達了這個苦惱。大家給他想的辦法，大多是讓他“敞開心扉，咬著牙，往前邁一步”。但對他來說，“道理都懂，可還是做不好這些看似簡單的事兒”。他說，原以為業績終將證明一切，可他現在領悟到，“學會職場社交和做好本職工作同樣重要”。他并沒有感到意外，自己漸漸“被冷落了，手頭分到的工作也變得更為邊緣”。在憤怒與自責的復雜心理驅使下，他決定辭職。這是他在職場上第一次因為“社恐”而遭遇的“滑鐵盧”。
回老家賦閑三個月后，胡翰鼓足勇氣，入職一家在無錫的網絡信息安全公司。這回他開心極了，因為他終于不用為社交而發愁了。作為公司的產品文案，他只需將信息精準地傳遞出去即可：“無功無過，敲敲鍵盤就能養活自己。”
然而，胡翰并沒有過幾天舒坦日子，職場“社恐”的他迎來了更大的挑戰。隨著公司業務調整，胡翰進入營銷部門。原本用不著動嘴皮子的他，卻陰差陽錯地要以說話為生。起初，他本能地想退縮：“我這樣的人怎么能適應每天那種狀態呢？”最初的幾次業務洽談，他緊張不已，汗水浸透貼身衣物，“感覺每天回家都像虛脫了一般”。雖然很艱難，但他這次不打算放棄：“在哪兒跌倒，就在哪兒爬起來。”
5月的一天，客戶下了個大單。走完財務流程后，胡翰主動約領導吃了頓飯，“一來，感謝他的栽培；二來，也算是維護一下我們雙方的關系”。酒過三巡，他對上司說了些肺腑之言。令他意外的是，領導也愿意同他講一些生活瑣事與工作煩惱。那一刻，他如釋重負。
2020年10月1日，四川綿陽創新中心，在自助手機充電站邊充電邊刷手機的人。/視覺中國
胡翰突然領悟，“職場社恐”很大程度上是自己設定的障礙，想突破這層藩籬，終究還得靠自己，“大多數情況下，可怕的并不是社交對象，我們害怕的是社交要承擔意料之外的后果”。胡翰說：“坐在工位上默不作聲，肯定很輕松，但這無異于固步自封。”他之前覺得，回避職場社交，可以化繁為簡，可實際情形恰恰相反，工作場景中，不“社恐”，就有更多的可能。
哲學家叔本華說，生活在社交人群中的人們必然被要求相互遷就和忍讓，社交聚會不可避免地伴隨著拘謹、掣肘。葉佳璇和胡翰通過主觀調整，讓那些曾經難以接受的狀態向好的方向發展。實際上，大多數聲稱自己“社恐”的人和他們一樣，擔心的其實是對社交的焦慮，在情緒得到一定舒緩之后，生活會發生極大的改觀。
在醫學的界定中，“社恐”算是恐懼癥的一種亞型病癥。對于人這種社會性動物來說，完全的病理意義上的“社恐”，存在的可能性并不大。之所以會出現如今“社恐”泛濫的情形，與當下的信息承載方式和溝通場景的變化有很大的關聯。
比起傳統的身體在場，人們越來越傾向于用線上的手段來完成社交。雖然便捷性大大提高，但由于注意力的缺失和情感互動的減少，社交對于人們的意義也不一樣了。日本學者中野收在《現代人的信息行為》一書中研究過電視媒介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人的社交。他提出“容器人”概念：現代人的內心類似一種“罐裝”的容器，孤立且封閉，為了擺脫孤獨狀態，人們希望與他人接觸。但在社交過程中，只是內心的容器外壁相互碰撞，任何一方都無法深入對方的內心世界。
2021年6月1日，土耳其伊斯坦布爾，一家飯店里，巨幅壁畫十分搶眼。/視覺中國
葉佳璇和胡翰的“社恐”屬性，與“容器人”近似。這種心理狀態很復雜，也很割裂。但他們并不是人群中的異類，沒有必要將“社恐”妖魔化、放大化。恰如他們所言，刻意回避一些社交，或許只是應對陌生和尷尬的一種方式而已。
“社恐”妖魔化、放大化。恰如他們所言，刻意回避一些社交，或許只是應對陌生和尷尬的一種方式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