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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為了驗證自己的社會行為理論，心理學家穆扎菲爾·謝里夫（Muzafer Shefir）做了一個震驚世界的心理學實驗，這個實驗就是：羅伯斯山洞實驗
?Muzafer Shefir 羅伯斯山洞實驗
▌沖突和偏見
在這個實驗中， 21 位 11歲的小男孩被帶到了奧克拉荷馬州的Robbers Cave 州立公園去參加一個夏令營。他們不知道其實自己是一個實驗的被試。在這個旅行之前孩子們被隨機分為兩組。正是這兩個小組構成了Sherif研究兩組人之間如何產生偏見和沖突的基礎（Sherif et al. 1961）。
當孩子們到達的時候，他們住進了單獨的小屋里。而且在第一個星期中，他們并不知道還有另外一組人的存在。在游泳和徒步旅行中他們相互熟悉。兩個組都給自己選了名字，并將名字印在自己的襯衫和旗子上：一組叫做老鷹隊，另一組叫做響尾蛇隊。
▌相互咒罵
兩個組建立起來了，實驗進入了第二階段。兩組人第一次發現了對方，在不久后組與組之間的沖突跡象以語言上的侮辱這種形式出現了。
可是相互咒罵還不夠。實驗者希望大大加劇沖突的程度。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讓兩組人在一系列的競賽中相互競爭。這漸漸加重了兩組人之間的敵意，特別是兩個組的所有得分被加在一起，而響尾蛇隊最后得到了總分第一的獎杯。他們沒有讓老鷹隊忘記這次失敗。
響尾蛇隊在球場上插上自己的旗子，將其據為己有。隨后兩組人開始相互咒罵，還唱著侮辱對方的歌曲。不久后，兩組人就拒絕在同一個房間里吃飯了。
▌重歸舊好
兩組人之間的沖突被成功激化之后，實驗進入了最后的階段。實驗者可以讓兩組人和好嗎？首先，他們嘗試組織了一些兩個組一起參與的活動，例如看一場電影和放鞭炮，不過沒有一樣管用。
實驗者然后嘗試了一個新的辦法。他們把孩子們帶到了一個新的地方，并給了他們一系列需要解決的問題。在第一個問題中，孩子們被告知一些破壞者蓄意襲擊了他們的供水系統。在兩組人成功合力掃除一個龍頭旁的障礙后，第一粒和平的種子被播下了。
在第二個問題中，兩組人需要一起湊錢去看一場電影。他們選定了一部大家都愿意看的電影。在那天晚上，兩個組的成員又一次聚在一起吃飯了。
接下來的幾天里，孩子們又“意外地”遭遇了更多的問題。關鍵的一點在于他們都擁有了更高一級的目標：兩個組里的孩子們一起合作完成牽涉到他們共同利益的事情。最終，所有的孩子決定坐同一輛大巴回家。他們終于和解了。
謝里夫從這項研究以及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的其他類似研究中得出了一個重要的結論。他認為各個團體自然地發展形成自己的文化、人員身份結構和界限范圍。我們可以把 這兩組孩子想成是微觀世界中的兩個國家。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政府、法制系統，并且他們劃定界限，以此將自己和鄰國區分開來。無論是在這兩組孩子間還是在不同的國家之間，都是從這些內部結構中產生了沖突的根源。
謝里夫的研究如此出名的一個原因在于，它說明了不同團體間如何才能得到和解，和平之樹如何才能繁茂。最關鍵的一點在于對更高一級的、延伸到團體的界線以外的目標的聚焦。似乎這也就是使響尾蛇隊和老鷹隊和好的原因。
▌三組實驗
總是被人們遺忘的是，這個實驗并不是這種類型中的第一個，而是謝里夫和同事們完成的一系列實驗中的第三個。之前兩個實驗的結局就沒有這么圓滿了。在第一個實驗中，孩子們團結起來對付一個共同的敵人，而在第二個實驗中，他們又聯手對付實驗者。這又該如何改變我們對于原本的Robbers Cave實驗的看法呢？
Michael Billig認為從這三項研究來看，Sherif的工作中涉及到的不只是兩個組，而是三個。實驗者本身同樣也是系統中的一部分（Billig, 1976）。實際上，如果加上實驗者，很顯然他們是最為強大的一組人。兩組孩子間的很多沖突都是實驗者們精心安排的。實驗者們有制造兩組孩子間爭端的強烈愿望。實驗如果失敗，正是他們的損失最大，而如果實驗成功，也正是他們的收獲最多。
▌實力關系
這三個實驗中一個有“圓滿”的結局，而另外兩個并不那么圓滿。它們可以被看成是一個強大的團體試圖操縱兩個弱小團體時可能出現的結果。有時候他們可以公平競爭（實驗三），有時他們會聯合抵抗共同的敵人（實驗一），而有時他們又會聯手對付更強大的那個團體（實驗二）。
心理學家Frances Cherry覺得是第二個實驗讓這種分析顯得可信。當開始反抗實驗者的時候，孩子們顯示出他們明白了自己是如何被操縱的（Cherry, 1995）。雖然Robbers Cave實驗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一次“成功的”研究，和其他兩次實驗相比它顯得更為實際。可是Cherry認為，在現實中更為常見的情況是團體之間實力不均。
▌弱小的團體可能會反抗
團體之間不均等的實力從本質上改變了他們之間的動態力量。無論是國家、公司，還是家庭，如果一方的實力更為強大，那么突然間就有機會產生精心安排的競爭與合 作，更不用說還有可能出現的操縱了。不過，操縱其他的團體是一種危險的游戲。弱小的團體并不總是按照給他們制定好的規矩做事。如果這不算是Robbers Cave 實驗以及之前兩個實驗留給我們的一個持久的信息，那么它或許是一則更為微妙的信息。
?Henry Tajfel 群體形成實驗
一個群體和隨之形成的偏見有可能形成于很短的時間內。實際上，他們認為即使在成員之間沒有面對面的交流，相互之間互不認識，而且他們的“群體”行為沒有實際影響力的情況下，還是有可能形成群體。換句話說，他們從這個徒有形式的群體那里完全無法獲得任何得失。
形成一個“群體概念最為淡薄的群體”
Tajfel和同事們想出了一個證明他們想法的簡單有效的方案。一些14、15歲的男孩作為被試被帶進實驗室，并且看了Klee和Kandinsky兩人畫作的幻燈片。他們被告知，實驗者會根據他們對于這些畫的偏好將他們分為兩組。
當然，這是一個為了在他們心中產生“我們”和“他們”的概念的謊言。實驗者希望這兩組孩子對于誰和自己同組，組別意味著什么，或者他們有什么得失這些問題幾乎沒有任何概念。
在安排完之后，孩子們一個一個被單獨帶入一間小隔間。然后每人被要求將虛擬貨幣分發給兩個組中的其他成員。他們知道的信息只有那些男孩是屬于哪個組的，以及屬于那個人的一個代碼。
為了弄清楚在自己這組和對方的那組之間這些孩子更偏向于哪一方，實驗者設計了一系列的規則。在其他的一些試驗中規則被稍作改動，以便于驗證一些其他理論。這些孩子在分發虛擬貨幣時是否：
公平?
為了獲得最大的共有利益?
為了獲得最大的本組利益?
為了獲得兩組間最大的差距?
有所偏袒?這包含了最大本組利益和最大兩組間差距的結合。
▌令人吃驚的發現
根據孩子們分發虛擬貨幣的情況來看，被試確實證明了群體成員間典型的行為界限：相對于其他組的成員，他們更偏向于自己組的同伴。在其他很多試驗中，這種格局持續地得到發展，而且在其他的實驗中得到了復制。如果你能相信的話，在這些實驗中，群體概念甚至更加淡薄。
在我第一次看到這項實驗的時候，我的第一反應是它太令人吃驚了。要知道，那些孩子完全不知道誰“和自己”在同一組中，以及誰在另一組中。但是，關于這項實驗最為令人費解的一點在于這些孩子從偏袒自己這組中完全無法得到任何好處——看起來并沒有任何東西左右他們的決定。
在現實世界中有一個很好的偏袒自己的群體的理由——一般來說這對你自己也是有利的。你通過保護像你一樣的其他人來保護自己。
社會認同理論（Social Identity Theory）
不過，Tajfel認為，有一些東西左右了男孩們的決定。那是一種非常微妙而又無比深刻的東西。
Tajfel相信人們的身份是建立在自己的群體成員身份之上的。舉例說，想想你自己屬于什么群體：比如在工作上，或是在家庭中。你自己的身份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由這些群體來定義的。換言之：你所屬群體的性質決定了你的身份。
鑒于這種說法，我們希望成為地位高、形象良好的群體中的一員就再正常不過了。不過非常關鍵的一點在于，地位的高低是在比較中才能看得出來的。也就是說：知道自己所屬的群體高人一等就需要有另外一組可以讓我們俯視的群體的存在。
那么，根據社會認同理論，實驗中的那些男孩確實有理由在分配虛擬貨幣的時候變得自私。這完全是通過讓自己的這組看上去更優秀，從而抬高自己的身份。
▌群體成員的向心性
社會認同理論說明，我們的身份是由我們所屬的群體塑造的。其結果就是我們有目的地改善自己的群體和其他群體相對的形象和地位。
Tajfel和同事們的實驗表明我們所從屬的群體對于自己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我們在幾乎沒有受到任何激勵的情況下還是會加入持續時間最為短暫的群體。然后我們會自發地讓自己所屬的群體看上去比其他群體更優秀。
我們所屬的群體對于我們的重要性，以及我們經常在無意識的情況下如此輕易地加入不同的群體，這些都是關于人性微妙而又深刻的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