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來源于企業家雜志 ，作者鮑勇劍

人與組織莫不是存在于系統中。

 

往高處走，若要解決一個問題，一個決策往往牽一發而動全身，不是簡單的因果推導、非黑即白的是非判定。在日漸復雜的系統中，更是如此。

 

如何適應復雜系統，善用復雜系統？希望今天的內容給你啟發。

作者 | 鮑勇劍

來源 | 企業家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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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南太平洋島薩摩亞(Samoa)曾經是美軍一個重要的補給基地。大型飛機偶爾會空投包括食品在內的軍需品。生活在原始部落的島民對飛機這樣的龐然大物心存畏懼，不由自主地祈禱上天保佑。空投的物資經常偏離航道，成為島民祈禱的福利。

 

祈禱，天降美食，這兩個本來不相干的現象，經過多次重復，在島民頭腦中建立起強烈的因果關系。戰爭結束后，再無軍需空投，但美軍基地仍在。很長一段時間，每當大型飛機起降，島民仍舊虔誠祈禱，卻百思不解為何美食不再。

 

島民簡單歸因思維的最壞后果也不過是沒有了午餐肉。在災變環境下，不懂大系統關系，企業則可能遭遇滅頂之災。

 

本文首先解釋災變環境的性質特征，然后闡述復雜動態大系統的另外十種關系形態。

 

01 災變環境不同于VUCA環境

 

自從本尼斯（Warren Bennis）表述動態變化和復雜模糊 (Volatility, Uncertainty, Complexity and Ambiguity）的環境特征后, VUCA便成為現代商業環境特征的代名詞。

 

1996年，在“南加大校長學者”（USC Presidential Fellow）結業典禮上，本尼斯囑咐在場的26位后輩學者繼續關注環境變化，找到不同時期變化的脈搏。當下，VUCA的概念已經不能準確表達災變環境的特殊性質。

 

災變環境的第一個特征是“部落主義”（Tribalism）。全球市場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經濟一體化趨勢被族群意識和本位文化心理身份所替代。

 

第二個特征是“敵視態度”（Animosity）。“競爭雙贏”的商業文化被“對抗零和”的地緣政治態度所替代。

 

第三個特征是“突變災難”（Catastrophe）。法國數學家雷內•湯姆（Rene Thom）研究動態結構的突變現象，發現變量微小變動會導致動態結構崩潰。他的突變理論解釋自然和社會現象中微小因素變化對系統結構的摧毀性影響。突變理論也幫助我們理解社會現象中陡然巨變的現象。新冠病毒流行病和氣候危機都屬于突變災難的類型。

 

第四個特征是“卡夫卡式”（Kafkaesque）。捷克作家卡夫卡（Franz Kafka）筆下的文學作品以荒誕、多義、魔幻著稱。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特別是新冠疫情發生后，全球各地諸多現象都不能從習慣認知角度去理解。它們時常顯現荒誕和魔幻的特征。例如，美國前總統曾建議喝清潔劑殺病毒。在美國一些州，口罩仍然被視為政治性對抗的標識符號。

 

四種特征中最突出的是“突變災難”。它全方位地影響全球各個地區和族群的生存狀態。通過新冠疫情，人們突然意識到，人類社會瞬間可能遭遇滅絕危機。除了新冠疫情，氣候危機、生物物種危機、作為無機智能的AI帶來對人的有機智能的挑戰等，都可能在極短時間觸發顛覆性變化和人類生存危機。

 

預想中的突變災難又引發恐慌、擔心和自我保護的心理本能。它進而強化了部落主義和敵視態度，國際社會環境中充滿不合作和猜疑，荒誕現象層出不窮。

 

分別取這四種特征的首個字母，當前災變環境可以用TACK來概括。

 

災變環境的挑戰性遠超過所謂的VUCA環境。

 

與VUCA環境相比，面對前者，企業家可能有模糊的目標，或者待確定的選擇。面對TACK環境，企業家面臨的可能都是不好的災變選擇 （Isotropic catastrophe），從應對流行病、預想氣候危機，到遭受地緣政治劫難等。

 

簡言之，TACK環境之下，看到的，往往早已經發生；能夠用公共語言表達的，經常是片面的；成敗因果關系總結，一般是后視鏡中的解釋；貌似荒誕魔幻的現象背后，隱含著商業變化的趨勢和新秩序的密碼。

 

如果我們把TACK環境當作VUCA環境的一種極端形態，它也對企業家提出更高的認知能力要求。其中，識別大系統的十大關系形態是最迫切的能力。

 

02 大系統的十大關系

 

20世紀初，奧地利和德國心理學家總結“格式塔心理學”（Gestalt），指出“感知整體形態”是人們的認知習慣。簡言之，日常生活中，人們會不由自主地尋找事物現象之間的聯系形態。例如，自孩提起，人們仰望浮云，總能想象天馬行空，白駒過隙的形態。

 

20世紀80年代，特沃斯基和卡尼曼（A. Tversky and D. Kahneman）用系統一和系統二來形容人們可以同步使用理性系統思維和感性直觀思維模式。例如，情感、記憶印象和歷史成見都會左右人們的判斷。

 

無論是格式塔思維、理性系統思維、還是感性直觀思維，它們都指出，人們有用因果關系解釋世界的定勢。

 

心理學家費斯廷格（L. Festinger）研究發現，對現象之間的關系，當人們找不到一致性的因果解釋時，人們會遭遇“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

 

認知失調有時會激發人們探索，尋找更深層次的解釋，或更高層面的理解。有時，它可能驅動人們套用簡單化的因果關系，以期擺脫認知失調的困擾。例如，新冠疫情期間，有些煙民把抽煙和感染概率簡單聯系在一起，自推自演因果解釋。

 

總之，簡單因果關系思維有諸多原因。它不是一個錯誤，而是一種不足。彌補不足的有效方法就是擴展我們對大系統現象之間各種關系的認知圖譜。

 

下面先后介紹的大系統十種關系沒有順序等級之分。與因果關系一起，它們共同組成大系統關系的認知圖譜。

 

01 共現關系

 

從事金融證券大數據分析的朋友經常調侃：大數據足夠，你會發現華爾街上時裝與股價之間的關系。街上流行超短裙與股市行情有正相關性。

 

當數據足夠大，人們幾乎可以找出任何“有意義的”歷史相關性。事實上，它們可能只是同時出現，它們之間沒有任何聯系或影響。

 

有時，迷信共現關系會付出代價。

 

美國超級碗杯橄欖球賽的一些球迷就付出經濟代價。從1967年第1屆到1997年第31屆，只要是NFL聯賽出線隊贏，當年股市就大漲14%以上。如果是AFL聯賽出線隊贏，股市就大跌10%。

 

按這個統計規律買賣股票的球迷可能會追悔莫及。1998年，丹佛野馬隊（AFL）贏，當年股市大漲28%。2008年，紐約巨人隊（NFL）贏，股市不僅大跌35%，還落入次貸金融危機。

 

02 學習關系

 

設計行業中的一個普遍方式是快速建模。模型是設計師對現象之間因果關系的結構性呈現。

 

但是，快速建模的目的不是確認因果關系，而是為理解現象制造一個學習的抓手。這里，模型被用來當作認知學習的資糧，就像孩子們手工課上的泥巴一樣，是用來隨心所欲地拿捏，表達頭腦中的想象力。

 

在認知新現象時，學習關系要置于因果關系之上，防止“刻舟求劍”。

 

例如，新冠疫情是新現象。我了解的一家大數據人工智能企業對防治方法提出許多了許多建設性的建議，包括早期測試的策略。所有的這些方法都應該兼顧到學習關系。

 

即，實踐過程中，哪些與規范方法不一致？變化的社會條件對現有方法提出什么新要求？有哪些過去沒有考慮的新方法現在更有嘗試的價值？

 

在學習關系中，所有的方法都是用來揚棄的，而不是讓新現象符合舊方法，否則就是“削足適履”。

 

03 偶然關系

 

1950年某日，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的午餐會，核物理學家費米（E. Fermi）向同事提出一個令他百思不解的問題：

 

在億萬年的宇宙中，按照概率推算，像地球一般適合智慧生命體的星系如恒河之沙。可是，除了地球，為何我們沒有發現任何智慧生命的印記？她們理應存在，卻渺無蹤影。她們在哪？

 

諾獎生物學家（J. Monod）對生物進化的思考也許能回答費米悖論。莫納德在《偶然和必然：現代生物自然哲學思考》中指出，偶然巧合是自然現象中的規律之一。

 

地球生命起源中包含了偶然巧合關系。另一位諾獎化學家艾根（M. Eigen）在他合著的《博弈的規則》（Laws of the Game）中說明，自然規律和偶然關系廣泛存在于生命現象中，從基因行為和經濟活動到音樂。換言之，非因果關系，無顯然的規律性也是自然現象的一部分。

 

十年前，一個突尼斯街頭小商販的偶然遭遇改變了后來整個中東的社會格局。誰又曾料想到呢？

 

04 悖論關系

 

2008年，豐田汽車在美國市場銷量首次超過通用汽車，成為全球銷量第一的汽車公司。消息傳來，前總裁豐田章一郎卻愁容滿面。他告訴兒子豐田章男：從此，豐田汽車成為美國汽車市場的公敵No.1。

 

兩年后，豐田遭遇剎車危機，總裁豐田章男不得不遠赴美國國會，接受政治人物各種各樣的公開羞辱。老謀深算的豐田章一郎知道，復雜社會中，組織之間往往有矛盾、對立、共存的悖論關系。在美國市場，讓具有歷史文化和社會心理身份象征的通用略勝一籌，它有著無法言語的政治意義。

 

市場中，老大與老二的悖論關系超過了簡單的市場份額競爭。只有當悖論關系塌陷后，人們才發覺對立共存的必要性。那時，修補成本遠遠超過簡單算計的收益。

 

05 循環因果關系

 

人工智能中的神經網絡學習軟件就是典型的循環因果關系，因為它保持著一個循環往復的反饋閉環。事實上，在復雜動態的大系統中，循環因果是普遍現象。

 

我們習慣的單方向、線性因果關系只是簡單化的認知，是為了理解方便的認知。忽視循環因果關系，自我強化的反饋閉環能帶來危機。

 

例如，加拿大阿伯塔省石油資源豐富。多年來，當地產業主要依賴石油開采和服務。過分依賴石油行業反過來抑制其他行業發展機會。它致使經濟體制落入循環因果和自我強化的閉環。當新能源興起，石油衰落時，當地經濟便陷入危機而難以自拔。

 

相反，重視和善用循環因果關系，大系統可以達到和諧動態平衡的境界。荷蘭治水就是一例。

 

大約16年前，飽受水患的荷蘭徹底放棄對水患的一味抵御策略。“順流而治，隨季而安”成為新的治水思想。

 

在萊茵河流域，他們用了約10年的時間，降低水壩高度，疏通水渠，削平舊的防洪堤，讓洪水有自然入海的出路。在沿海地區，荷蘭工程師利用海潮漲落，建設“沙動力”（Sand motor）工程，讓海洋成為改造海岸線的自然引擎。

 

30多個防洪工程設計充分兼顧季節性洪水漲落與人居環境之間的動態循環。設計者善用土木工程改造和新環境的植被之間相互影響關系。他們利用環境本身條件，構建良性的循環因果關系。荷蘭治水策略成為全球模仿的典范。

 

06 雙元模糊關系

 

復雜大系統中，不是所有問題只有一個正確答案。

 

數學上，X²=1的方程式有兩個同樣正確的解：X=+1 和X=-1。不同經濟周期中，控制失業率和保障勞動力供給同樣是合適的政策。越是復雜大系統，決策者越不能采取非白即黑的簡單立場。

 

歷史上，王朝統治者對政治力量的“好”與“壞”常常持有雙元模糊的立場。以拜占庭王朝為例，直至1453年君士坦丁堡淪陷，它延續大約1000年。這個千年帝國始終被強大的外族環繞，并間斷遭受攻擊。

 

拜占庭王朝歷盡危機而不倒的秘籍之一是給對手留條活路。因為今天的對手可能是明天的盟友。商朝，500年，周朝，800年。拜占庭1000年。能夠存活這么久，那是因為拜占庭王朝認識到大系統危機的本質：它是一個不可能徹底解決的社會現象。戰術靈活性來自戰略立場模糊。

 

07 漸顯呈現關系

 

舊金山的當代藝術博物館有一幅植物構成的畫。每隔一段時間，參觀者看到非常不一樣的構圖，因為植物生長繁茂。而我們無法事先預料下一次參觀會看到怎樣的構圖。這就是藝術家要表達的真諦：有生命的藝術有逐漸呈現的特征。

 

它無法事先料定。漸顯呈現現象最直觀的過程可以從“對流熱傳導”（Convective transfer）的化學試驗中觀察到。隨著溫度升高，不同顏色的流體對流傳導熱量，形成絢麗多彩的畫面。畫面結構不斷改變，也無法事先預判對流傳導呈現的格局。

 

復雜大系統也有同樣的特征。

 

以正在變化中的中東局勢為例，大國帶著自己的思維定式，希望構造有利的政治態勢。大國往往以軍事和經濟力量為因，致力于事先盤算好的結果。19世紀以來，簡單的因果關系思維在中東復雜的政治大系統中被不斷證明失效。

 

未來，中東局勢仍然是一個“對流熱傳導”的過程。它始終是一個逐漸呈現的地緣政治格局。怎樣捕捉漸顯呈現關系？我們可以從三條思考規則開始：

 

以動態眼光觀察變化中的力量，

 

持續概括總結新呈現的形態特征，

 

積極修訂積累的認知。

 

08 辯證自新關系

 

1806年，耶拿戰役勝利后，拿破侖騎馬入城，經過正在撰寫《精神現象學》的黑格爾的公寓。在寫給友人的信函中，黑格爾稱他看到“騎在馬背上的世界精神”。只有理解黑格爾的辯證法思想，后人才能理解他的興奮。

 

在黑格爾眼里，拿破侖的世俗政治力量是對神圣羅馬帝國宗教政治力量的否定，是抽象辯證思想在物質世界的生動體現。關于辯證關系，概而言之，系統中一股力量的興盛也同時激發另一股反對的力量。

 

合適的認識不是無視或殲滅反對的力量，而是思考因為反對力量帶來的沖突，系統有什么自我更新和全面升華的契機。

 

辯證自新關系廣泛存在于商業環境中。以互聯網產業為例，大數據和算法的力量最終會激發反對的力量，如反對平臺壟斷和保護隱私權。

 

對待辯證自新的關系，合適的思考是尋找正反兩股力量激蕩出來升華轉型的契機，而非漠視或消滅反對力量。

 

09 連帶次生關系

 

李冰父子的治水策略與上面提及的荷蘭水利工程有很大不同，不僅因為水患態勢不一樣，而且治水的系統思想也有差別。都江堰的水利工程是一個動態開放系統。李冰父子的設計思維重點在系統各個部分的連帶次生關系方面。

 

首先，由魚嘴分叉，季節性的大水和小水通過外江和內江結成連帶次生關系。

 

其次，利用內江水流與巖壁的沖擊關系，飛沙堰回收沉淀下的泥沙。

 

再次，內江收窄的寶瓶口控制流速和流量。

 

都江堰的各個部分構成一系列連帶次生的關系，調節動態開放水利系統形態，化害為利。它是大系統中連帶次生關系的生動寫照。

 

國際商業環境也是一個動態開放的復雜系統。如果沒有合適的設計，連帶次生關系可能造成事與愿違的負面后果。

 

例如，在半導體芯片行業，受地緣政治因素影響，國際供應鏈的商業規則被攪亂。短期看，下游中國企業需要的芯片被人為地卡斷。可是，一些供應鏈專家認為，長期而言，如果下游企業找到獨立自主的生存模式，上游芯片制造企業的生存與發展也必將受到影響。

 

一個復雜系統中，連帶次生關系的效果一般不會立即顯現。即使效果已經出現，人們對它的理解往往也頗經曲折，因為復雜新現象不是簡單套用常識概念就可以溝通的。例如，人口問題。一個管理難題是，當效果明顯并且有認知共識時，糾錯或改弦更張都已經極其困難了。

 

10 場有效應關系

 

行為藝術家阿布拉莫維奇（M. Abramovic）的成名之作是“原初節奏”（Rhythm 0）。

 

1974年，在意大利那不納斯的一次行為藝術表演中，赤裸的阿布拉莫維奇一動不動站在那兒。在她面前的長桌上，陳列著72種物件，從玫瑰花、香水、鞭子到上了膛的手槍。觀眾被允許用任何物件對她施加作用。開始，觀眾小心翼翼觸動一下。逐漸地，越來越大膽的觀眾敢用利器戳她的身體。

 

阿布拉莫維奇用夸張的行為藝術展示一個廣泛存在，但卻不被理解的社會關系：社會互動行為開啟公共事件和對公共事件的理解。

 

相互作用消失，顯然的事物便黯然消失，退為背景的存在。用藝術家的概念理解流量、明星、商業機會、產品和市場之間的關系，我們看到類似的場有關系。互聯網時代的商業，場有效應更加明顯。事物應場而生，依場而立，場興物顯，場散物亡。

 

另一個場有效應關系的實例是2014年的全球“冰桶挑戰”，生動展現“意愿場有”的協同場效應。

 

波士頓學院棒球隊的運動員福瑞特(Peter Frates)因為ALS(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漸凍癥離開了自己心愛的球場。但他從來沒有從公益事業的廣場退役。

 

2014年6月，他發動“冰桶挑戰”。短短3個月的時間，有200多萬人上傳自己接受挑戰的視頻，全球ALS慈善組織獲得超過1億美元的捐贈，包括許多來自中國的善款。集娛樂和慈善意愿為一體的“冰桶挑戰”激發人們效仿行為。在一傳十，十傳百的歷程中，一個協同自組織而產生的“場效應”(Field effects)就轟轟烈烈地形成了。

 

整個2014年夏天，這個場效應傳遞到全球每個角落。它如夏花一般境界開顯，依場而生。隨著氣候轉涼，它慢慢淡出人們視野，隨場而逝。

 

03 總結：大系統，包容第一

 

亞馬孫的熱帶雨林比印度的面積還大，大到可以容納40000種植物、3000種魚、1300種鳥、1200多種哺乳和爬行動物。它不僅保有地球上最豐富和多元的生態環境，也是一個典型的復雜大系統。那兒，生物之間相互適應，不一定和諧卻合作相處。

 

例如，在亞馬孫河流域的超級毒蜘蛛活動范圍，其他動物照樣有生存的空間。其中，微型青蛙就是一個典型。微型青蛙吞噬大螞蟻，大螞蟻會吃掉超級蜘蛛的幼崽。百萬年的進化教會超級蜘蛛，為了自己的下一代，不要傷害微型青蛙。

 

亞馬孫鸚鵡品種最多，色彩斑斕。每年的干旱季節，鸚鵡不得不靠有毒性的植物維生。但它們卻可以在因為干旱而裸露的河岸巖壁上找到解毒的粘土。天敵上不去的巖壁剛好成為鸚鵡尋偶交配的好地方。

 

斗轉星移，亞馬孫雨林滋養著地球生命，從未凋敝。

 

設想一下，假如亞馬孫雨林中只剩下一種鳥，無論是學舌的鸚鵡還是殘酷的禿鷲，結果恐怕不只是“鳥飛絕”，還會連“林子”都沒了。什么鳥都能容納，林子才越長越大，越來越茂盛。

 

透過亞馬孫雨林，我們獲得對大系統直觀的理解。萬事萬物相生相克。無所謂好壞。如老子言：天地不自生而長生。包容，成就大系統天地的力量。

 

同時，商業環境性質特征與企業家認知能力，它們是一對“糾纏”（Entangled）關系。有豐富和通透認知能力的企業家可以在變化、陌生的環境中找到和建立自己的小環境。

 

實驗室中有個經典玩笑：小白鼠說，我把實驗員訓練得超級聽話，我一拉線，他就送實物。小白鼠可以有簡單因果思維，左右不過為試驗品。

 

受過科學教育的企業家不能這樣。在災變環境背景下，無論是適應還是善用環境，企業家可以從識別上述的十大關系開始。

 

（以上內容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學院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