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當前全球匯市出現如此巨幅波動的原因有哪些？
當前全球匯市劇烈波動的深層次原因有：
首先，在新冠疫情爆發后，全球供應鏈受到沖擊，供給端出現收縮；主要發達國家實施的大規模財政貨幣擴張政策導致疫情后國內需求的復蘇快于生產的復蘇。上述供求缺口的出現推動發達國家國內通貨膨脹水平不斷走高；
其次，俄烏沖突的爆發加劇了全球大宗商品、尤其是能源與食品價格的供給性沖擊，導致上述商品主要進口國面臨進口價格攀升、貿易條件惡化的沖擊，進一步加劇了成本推動的通貨膨脹；
再次，新冠疫情后各國經濟復蘇的程度不同，導致這些國家在通貨膨脹沖擊下，貨幣政策緊縮的時機與幅度有很大差異。例如，在加息縮表方面，美國顯著快于英國與歐元(0.9955, -0.0008, -0.08%)區，而英國與歐元區又顯著快于日本；
第四，近期，在美聯儲不斷加快貨幣政策緊縮幅度、美元指數(110.8234, 0.1428, 0.13%)疊創新高、長期無風險利率不斷攀升背景下，全球范圍內金融風險不斷凸顯。對發達國家而言，目前英國的養老金危機引發了廣泛關注；對新興市場而言，斯里蘭卡、孟加拉國、巴基斯坦、阿根廷等國家，目前或者已經爆發了金融危機，或者已經處于爆發金融危機的邊緣；
第五，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是全球化在經歷了幾十年的漲潮期之后，在英國脫歐、中美貿易戰、新冠疫情、俄烏沖突等一系列沖擊之下步入了退潮期。全球化開始向區域化、集團化蛻變。這必然會降低資源在全球范圍內配置的效率，帶來各種成本的相應上升。在筆者看來，這恰好是為什么當前全球面臨新一輪滯脹威脅的深層次原因。
二、在強勢美元背景下，為什么英國、歐元區、日元等發達經濟體貨幣貶值如此劇烈？這是否意味著，匯率貶值恐懼不僅對新興經濟體適用，對發達經濟體同樣適用？
雖然歐元、英鎊(1.1603, -0.0007, -0.06%)、日元今年均對美元出現了大幅貶值，但這些貨幣貶值的原因迥然相異。
歐元與英鎊對美元大幅貶值的主要原因包括：一方面，從經常賬戶來看，俄烏沖突后全球大宗商品價格的大幅上升，尤其是能源價格的大幅上升，導致歐元區與英國的進口成本顯著上升，經常賬戶赤字的規模加大；另一方面，從資本賬戶來看，由于歐元區與英國的加息時機晚于美國、加息幅度也不及美國，導致歐美利差與英美利差顯著拉大，這加劇了從歐元區和英國到美國的短期資本流動。
日元對美元大幅貶值的主要原因則包括：第一，自新冠疫情爆發至今，日本的經濟復蘇遠比美國疲弱；第二，正是由于國內經濟復蘇疲弱，且國內并沒有出現歐美那樣的高通貨膨脹率，導致日本央行沒有動力加息縮表，這導致日美利差集聚拉大；第三，全球大宗商品價格上升惡化了日本的貿易余額。
雖然近期歐元、英鎊與日元兌美元大幅貶值，但除日本央行近期表態將會干預外匯市場以維持日元匯率穩定外，歐洲央行與英國央行并未表態會干預外匯市場。這說明，對發達經濟體而言，他們更加重視國內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而相對不太重視匯率的穩定性。畢竟，匯率的適度波動能夠緩解外部不利沖擊，對本國經濟是利大于弊的。此外，發達經濟體的微觀主體（企業與金融機構）已經適應了匯率波動的環境，并普遍存在套期保值的意識。只有當匯率出現了短期過大波動，發達經濟體才會有動力入市進行干預。
換言之，我并不認為發達經濟體存在明顯的“匯率貶值恐懼”。
三、面對匯率的大幅貶值，各國采取的主要應對措施有哪些？有沒有可以總結的經驗或啟示？
總體來看，各國應對匯率大幅貶值的主要措施包括：
第一，容忍匯率的適當波動，只要匯率波動并未引發貿易、資本流動或資產價格異常波動的風險；
第二，通過國內適當加息來緩解本幣貶值壓力，但前提是國內各部門債務壓力處于可控范圍、對加息的承受能力較強；
第三，對未實施自由浮動匯率制的國家而言，可以通過價格手段來干預外匯市場的開盤價（例如逆周期因子）或限制匯率的波動幅度（例如匯率目標區）；
第四，通過在公開市場上出售外匯儲備來緩解本幣貶值壓力；
第五，通過實施外匯方面的宏觀審慎監管政策來緩解本幣貶值壓力，例如下調外匯存款準備金率、提高遠期售匯的風險準備金等；
第六，通過實施以價格為基礎的資本賬戶管制措施來遏制國內資本持續大規模外流，例如對短期資本流出征稅（托賓稅）；
第七，通過實施以數量為基礎的資本賬戶管制措施來遏制資本外流，例如實施流入資本的最低停留期限、對流入資本征收強制無回報準備金（Unremunerated Reserve Requirement）等；
第八，可以對本國金融機構或大型企業進行道義勸說（Moral Persuasion），讓其暫停做空本幣或買入外幣；
第九，本國央行可以與其他央行一起，聯手干預外匯市場以維持匯率穩定；
第十，極端情形下，本國央行可以宣布暫停外匯交易。
值得一提的是，在上述針對本幣大幅貶值的應對措施中，有些更加以價格為基礎，對市場的扭曲效應較小；有的更加以數量或行政手段為基礎，對市場的扭曲效應較大。因此，一國央行首先應采取對市場扭曲效應較低的舉措來維持匯率穩定。
四、面對全球匯市的巨幅波動，會否像上世紀80年代的廣場協議和盧浮宮協議那樣，出現聯合干預匯率？
對未來是否會出現主要國家央行聯合干預匯率的前景，在我看來，主要取決于以下兩方面判斷：一是未來美元是否會繼續對其他主要貨幣大幅升值；二是目前國際政治經濟環境是否存在主要國家進行合作的強烈動機。
首先，對目前來看，由于美國國內通貨膨脹率依然處于高位（尤其是最近兩個月核心CPI同比增速仍在持續創出新高），預計美聯儲在今年年內明年年初仍有可能繼續加息縮表，美元指數仍將在高位盤整，不排除美元繼續對歐元、英鎊與日元升值的可能性。然而，考慮到最近兩個季度美國環比GDP增速已經出現連續負增長、初步顯露了衰退跡象，且美國國內已經出現了針對過高的美元匯率是否會損害美國整體利益的討論，筆者認為，未來美聯儲加息縮表的速度與幅度可能不及預期，美元指數與長期美國國債收益率進一步上升的幅度較為有限，這就意味著，美元繼續兌歐元、日元與英鎊大幅升值的可能性較低，更多可能呈現出小幅升值或雙向波動的特征。
其次，最近國際地緣政治沖突明顯上升，就連美、歐、英、日之間也矛盾沖突不斷。與上世紀80年代相比，目前主要大國之間開展聯合干預匯率的動機與決心似乎也并不強烈。
綜合以上兩方面考慮，筆者認為，短期內出現主要發達國家聯合干預外匯市場的概率較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