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人們也一樣相信“讀書改變命運”。寒窗苦讀數十年，就為高中狀元時的喜悅與驕傲。仿佛只要“金榜題名”，就能一步為官，自此走上人生巔峰。
唐武宗時期，鄭顥高中狀元。雖然他有婚約在身，可是皇上很看中這位青年才俊，一定要將自己心愛的女兒萬壽公主許配給他。在宰相白敏中多方勸導下，鄭顥最終迎娶萬壽公主。
可以說，這個故事非常符合人們對于“狀元及第”走上人生巔峰的全部想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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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追溯具體的朝代，科舉考試一般分為院試、鄉試、會試三個階段。通過院試的被稱為“秀才”，之后參加鄉試，鄉試每三年一次，只有近三年內考中秀才的人才有資格參加，考中則為舉人。之后再需參加第三級的全國性選拔考試，即會試，考中即被稱為貢士。
你以為這就完了嗎？不，還遠遠不止。
至此，秀才們才剛剛拿到通往殿試的入場券。殿試是由皇上親自“面試”。能殺出重圍進入殿試的都是鳳毛麟角的佼佼者，而有緣高中的前三名分列為狀元、榜眼、探花。
要說這么難的考試，得考幾次能中？所謂“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很少人能像明朝的丁顯那樣一戰成名，17歲即中狀元。大多數還是在兜兜轉轉中屢敗屢戰，越挫越勇。其中不乏為人熟知的文化名家。比如，“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韓愈三次落榜，32歲終得進士；《聊齋志異》的作者蒲松齡71歲才得貢生。
韓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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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為什么古代的人們都向往著進京趕考呢？
宋真宗趙恒曾寫下《勸學篇》。詩句很直白地說出了讀書成才的諸多好處——“書中自有千鐘粟……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車馬多如簇……書中自有顏如玉”。
大致就是說讀書的結局會是一片光明。糧食、收入、坐騎、姻緣都會接踵而至。
而且，考中進士，雖不一定迎娶皇上的女兒，卻可以加官進爵，成為了“官勛階級”。
以清朝為例，最低一級的官員，九品文官年俸是白銀33兩，除此之外，朝廷還有其他福利，包括大米、絹帛等。一兩白銀，在乾隆時期，相當于267元。而此時江南富庶地區的佃農，一年也才10石糧食，僅僅約15兩白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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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科舉制度，最早萌發于南北朝，到唐朝更為完善。據《新唐書》記載，唐朝可以參加的科目多達11種，明經成為唐朝多數人科考時的選擇，朝廷也給予非同一般的關注。考試側重于詩賦、策問等。
相比于前朝，唐朝摒棄了“察舉制”，改為“科舉”，也就是人們可以自己報名參考而不是他人舉薦，因此更為公平。
開元二十五年（737年），唐玄宗在明經考試加試時務策，考官就當前時務提出策問，考生書面作答。果然古今中外的莘莘學子們都難逃“申論”之苦……
科考之后，迎來二月放榜。備受關注的受封通常需要一些時間。如若在清朝，狀元至少會受封為六品的翰林院修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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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打破“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局面，宋朝在維系科舉考試公平性方面開創了諸項先河，成為后世津津樂道的典范。宋朝開始，“取士不問世家”，官宦子弟和平民百姓站在同一起跑線上進行公平對決。它一方面防止選官制度的壟斷之弊，一方面可以把人才選拔的權力收歸朝廷。
不僅如此，嘉祐五年（1060），宋仁宗廢除了明顯偏廢皇家子弟的“公薦”制，建立“宗子試”制度，皇室宗親也同樣參加科考。為了避嫌，主考官的子弟、親戚參加考試還需要另立考場，改換考官，即“別頭試”。
宋朝并沒有完全取消“恩蔭”制度，但是以此為官的官員子弟，官級、品階、年限等都要受限；并且官員子弟犯法，親族及保舉人也會一并受罰。
除了制度上的“嚴”，宋朝士大夫盛行的“家風”教育，也在潛移默化地規訓著人們的品行、修為。陸游也曾寫下家訓，教育后人熟讀儒家經典，做人恭敬謙遜。
“后生才銳者，最易壞。若有之，父兄當以為憂，不可以為喜也。切須常加簡束，令熟讀經學，訓以寬厚恭謹，勿令與浮薄者游處，自此十許年，志趣自成。”
——陸游《放翁家訓》
社會風氣也很好地約束了官宦子弟的晉升通道。雖然到了明清，舞弊現象多發，甚至京劇票友都能考中進士，但不可否認的是，科舉制度本身確實為階層之間的流動提供了一個開口，也為社會帶來了風清氣正的結果。
參考資料：
《顯微鏡下的古人生活》新周刊編著.岳麓書社出版.2020年6月
《科舉制起源辨析——兼論進士科首創于唐》何忠禮. 《歷史研究》.1983年02期
《科舉制度與中國文化》金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文字：聆之
圖片：網絡
責編：王子墨
編輯：吳亞琦 王遠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