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生命的花園》
編者按：本文的作者是一位人類學者。近九年前女兒還在媽媽肚子中逐漸成型時，出于即將為人父的興奮、以及正在成為職業人類學者的自得，他一時興起為她寫了前面的幾篇小短文，但后來很快就放棄了。
究其原因，他說，一方面是盡管身邊有不少過來人的安慰和開導，但是遇到的一些具體問題，比如所謂羊水過多、胎位不正，很是讓人高度焦慮；另一方面職業人類學者生涯的開端很不順利，于是再也沒有舞文弄墨、喜怒笑罵的逸興了。沒想到，這一停就是九年。
“九年換了人間，孩子們已經活生生地站在面前把我們氣死半條命了。尤其此刻，兩個孩子和我們朝夕相處了小半年之后，新發地疫情突然再次爆發，我們幾乎完全看不到‘與君絕’的希望了。”
應橡果公號之約，在重新開始反思養兒育女之道前，這位人類學者父親翻出舊日文章，且容我們從頭說起。
1 人類學者如何傳宗接代？
人類學這個學科有耳聞的人或許不少，真正了解的未必多。簡單粗暴地說，人類學就是以沉浸式（參與觀察）、移情式（主位觀點）、映照式（跨文化比較）的方法來研究他者的文化和社會，涉及到政治、經濟、宗教和親屬制度等方面，最后達到理解自身的目的。尤其是親屬制度，可能是人類最早、也是最基本的社會文化組織形式，人類學家相信，今天我們看到的所謂成熟理性的政治、經濟、宗教制度，多半是從親屬關系慢慢演變而來的，并且直到今天也仍然無法擺脫親屬觀念的深刻影響。
有點扯遠了。我的意圖是想說，正如人類社會的其他制度無法掙脫親屬結構的羈絆一樣，號稱洞察社會與文化原理的人類學家自身，在實際生活中也深陷傳宗接代的泥潭之中，無法提供或實踐任何超越性的解決方案。我本人就是一個活生生例子。
我和老婆都是人類學博士，雖然研究方向各異，但是基本訓練是相似的，照理說在原則性的問題上應該一致或接近一致才對，但事實是，我們在幾乎每個重大選項上都南轅北轍。舉個最簡單的例子，我們究竟要不要秉承“忠厚傳家遠，詩書繼世長”的古訓？
生不生？
《哈姆雷特》
這是個“To be or not to be？”式的本體論問題。我在東南沿海鄉村長大，自小見慣了各種拜拜儀式，深知逢年過節時沒有子孫來燒香磕頭的靈魂該是多么慘淡潦倒。海外人類學家就指出，在中國人的分類世界里，有人祭祀的靈魂成了祖先，有許多人共同祭祀的就成了神，沒有后人的就是野鬼。與此相反，我老婆生長在西南一個四方雜處的城市里，抗戰時期大批知識分子、青年學生和軍政人員曾經遷來該地，奠定了那里的“新文化”特色：今天街市上引車賣漿者所說的斤，實際上指的是公斤，這個差異當初著實震撼了我。科學、民主鼎盛之后自然也就不重神、鬼、祖先了，于是“生不生”這個問題一度就成了我們爭論的核心內容之一：一方認為親屬關系再生產是人的天職，另一方則認為現實世界如此殘酷，強加給一個手無寸鐵的小家伙簡直于心何忍。爭論既無結果，于是我們決定交給命運來裁決。所謂命運觀，就是科學理性和鬼神迷信兩者對它都不排斥的一種認識方法。非洲阿贊德人的例子很能說明問題：“我們當然都明白糧倉倒塌是因為白蟻蛀蝕了頂梁柱，可為什么被砸中的偏偏就是我呢？”白蟻是科學解釋，但科學解釋不了我被砸中的原因，就像科學也無法解釋張愛玲之問：“噢，你也在這里嗎？（背景是：于千萬人之中遇見你所遇見的人，于千萬年之中，時間的無涯的荒野里，沒有早一步，也沒有晚一步，剛巧趕上了……）”我老婆既然承認婚姻是一場無厘頭的命運安排，那么傳宗接代的事為什么不可以如法炮制呢？聽天命的結果就是，我老婆懷上了。
生幾個？
《小象的大家庭》
只要計劃生育政策一天不改變，生幾個實際上是一個偽問題，但這仍然不能阻止我們一而再再而三的爭執。我老婆的思想一旦翻了身，忘本得比誰都快。她堅決主張必須要兩個或以上，這樣孩子才不會孤單。于是她設想像那些名人、高干、富豪一樣在美國生一個、香港生一個，或者偷偷去我們熟悉的少數民族地區上一個藏族、彝族或蒙古族戶口。對于這個問題的虛幻想象給她帶來了無限的快樂，因為我們的兒子或女兒顯然有機會成為總統、特首、或活佛，并且不再需要為小升初、初升高之類的問題煞費苦心，更重要的是，他們不必凄凄慘慘戚戚地苦等北京房價降到“一潘”。我卻認為“生不生”本身是個道德命題，“生幾個”就變成了勞動異化和邊際效益遞減的問題，因此堅決反對上述假設。這個問題本不需要答案，或者說答案早就在那兒了，因此對這個問題的爭論就像對散戶什么時候翻身、樓市什么時候拐點的追問一樣，我們實際上早已心知肚明。
叫他（她）啥？
這是上一個問題的延續。一方面，我老婆的美好設想是，如果生兩個，第一個屈服于萬惡的舊傳統，隨他爹去吧，第二個則必須彰顯女性主義的崛起或復興，隨母姓，這樣各適其所。正如上述，既然生兩個是一個偽命題，于是我樂得送個順水人情，提議第一個命名為“鄭兒八經”，第二個稱其為“伍所謂”。哪知這個提議捅了大簍子，她憤怒地指責我厚此薄彼，對父系的繼承人青眼有加，對母系的后裔則薄情寡義。我只好再次訴諸南方農村的鄉土知識和辯證法，告訴她名字取得賤反而容易生養，這才使得情感災民的情緒穩定下來。另一方面，直面現實的話我們只能有一個孩子，取名字成了一個以父母雙方的學識和趣味共同為其背書的技術活。孩子的名字后面，并不像學術論文一樣，有第一作者、通訊作者的責權利之分，一旦孩子的名字貽人笑柄，誰來承擔這個主要責任呢？反過來說，在這個“注意力經濟”的時代，孩子的名字如果就像iphone之于普通手機那樣木秀于林，顯然就能從起跑線一直贏到終點。這些可以預見的嚴重后果使得我們爭鋒相對的頻率和激烈程度都明顯上升，各自提出的方案包括漢字、字母、數字、圖案及其組合，也參考了摩爾根在美洲印第安人中間發現的神圣命名法則，甚至試圖像贈送給臺灣的大熊貓一樣向公眾征集名字。這個爭論仍在進行，也許到報戶口的那一刻才可以塵埃落定。
我相信，許多初婚初孕的年輕父母都爭論過著上述問題或這些問題的變種，我也相信，勢必還有更多匪夷所思的難題等著我們去面對。讓我對未來充滿信心的是，盡管我們這般大相徑庭，但在一個問題上，我們的步調如此一致，那就是：我們會共同晉升為父母，分秒不差，毫厘不爽。
（2011年秋于北四環博士后公寓）
2 在哪里生？
按照醫學的算法，我們的不知性別的孩子已經50天了，但實際上，他/她的確切孕育時間可能要晚個二到三周；另一方面，中國人“十月懷胎”的傳統說法，與西醫40周的孕期也誤差頗大。這個事實告訴我們，不管“科學的”或“傳統的”說法實際上都是一種自我約定俗成的文化表征系統，與現實不一定嚴絲合縫。換句話說，還在我老婆肚子里隱蔽然而堅定地膨脹著的這一團小肉球，已經被籠罩在各種文化規范的天羅地網中了。這些文化規范內部的抵牾常常叫人啼笑皆非。
懷孕之后的頭等大事是找到愿意迎接他/她來到這個世上的醫院。
我們都知道，耶穌誕生于馬槽，佛祖在無憂樹下降臨塵世，藏族婦女往往獨自（或者有一位年長婦女陪伴）在豬牛圈里誕下自己的孩子，這些事例說明人類對于嬰兒出生地點的選擇是有講究的，也是不斷變化的。但歸結起來，其共通的一點是，新生兒都是在非人類（non-human）的環境中呱呱落地的，環顧四周是動物或植物，也就是人類居住其中的自然界。大概從現代科學制度興起以后，在醫院分娩漸漸成為了一種霸權式的文明標志。在醫院里分娩或許是現代社會“脫魅”的指標之一，在嬰兒睜開眼睛的那一刻，他/她首先看到了冰涼的醫療器械（科學），忙碌的白大褂、有些甚至是男大夫和男護士（專家），在一些新潮私立醫院里，夾雜其中的甚至還有自己的父親（性禁忌脫敏）。與此相反，在傳統社會中，男性親屬是現場最需要避忌的人，他們只能候在屋外，等著接生婆高聲報喜。換句話說，在我們最初的觀念和實踐中，母嬰與其他人的第一次遭遇，必須經過一系列的文化中介程序才得以實現，而現在這一切都以最簡化直接的方式在醫院里發生了。正如福柯指出的，醫院是對社會空間和人類身體進行現代性規訓的場所。
既然我們都已經是現代社會中的人了，于是醫院成了我們唯一可靠的選擇。但是且慢。
眾所周知，醫院的功能是對付疾病和死亡。盡管我們都承認生育也會帶來不測后果，但就其總體趨向而言“生”還是作為“死”的對立面存在的，是人類延續并繁榮興旺的唯一手段。因此，把產房放進醫院這個大容器里，實際上帶來了一個極其吊詭的客觀后果，那就是降低了生育本身的文化形象。也就是說，懷孕的父母從尋找醫院的那一刻起，就把自身置于病人的位置上了；我們夢寐以求的新希望——胎兒——居然成了我們身上一處可憎的疾病；我們急切地尋求專業人員的幫助，是為了和我們身上的病灶分離。
醫院因此在生育過程中奠定了至高無上的權威地位，再加上北京人口膨脹，醫院設施嚴重滯后于形勢的發展，相信北京的普通父母們都遭遇過求告無門的凄涼境地。既然疾病成了生育的隱喻，尋訪名醫也就成了題中應有之義，在這種強烈的心理暗示下，我老婆抱定非三甲醫院不去的決心。我根據網上搜索得到的結果，挨家打電話過去詢問，每一家婦產科的接線員都以店大欺客的口吻告訴我，本店客滿，客官另尋他處吧。我又轉向那些不那么出名的醫院求助，結果同樣并不樂觀，只有極少數表示我們可以早點過來排隊，至于能否成功則只有天曉得。
我的朋友們對我的天真舉動簡直捶胸頓足。他們說，申請產科病房和北漂子女入讀北京公辦學校之類的事，通過正當渠道來獲得有效信息的可能性簡直就和國足贏球、國乒輸球一樣渺茫。我試著聯系一些朋友，我遙在南方鄉下的父母也開始重新挖掘他們的社會關系，事情開始有了些許眉目，其中最叫人驚異的一條線索居然指向了某家醫院的婦產科。如果說這家醫院是中國醫學界的皇冠的話，他們的婦產科就是皇冠上的明珠。我心跳加速的撥通了一位大夫的電話，注意，此刻的我不但掌握了她的私人號碼，我還了解她和她父親姓甚名誰——我將親熱地把她們叫做“小蘭”和“我劉叔叔”，我還將毫不經意地提起，我的母親給她打過一兩件小毛衣。
小蘭醫生非常客氣地摧毀了我的熱切盼望。她表示在我老婆預產期前后的幾個月內，都已經全部預約完畢；如果想尋求特批的話，必須經過某位主管院長同意，但她作為普通大夫實在無能為力。看吧，正如我的朋友們告訴我的，咱們這個社會的事情總是有活動空間的，他們管這叫“機動名額”，但不幸的是，我們的觸角剛好夠著了小蘭大夫，卻伸不到最后簽字的人那里。這幾乎是我們生活的一個常態，就好像我們使用的這個網絡，據說主干網的速度早已國際領先了，但是“最后一公里”卻扼住了命運的咽喉。我仍然試圖做最后的掙扎，小心翼翼地問詢道：我們平時就不來麻煩你們了，但是最后分娩的時候可不可以來你們醫院呢？小蘭大夫再次惋惜地說：全北京都是相同的規定，你在哪一家醫院建檔、產檢，你就必須在那一家醫院分娩。沒有哪一家醫院接受別人的病人，沒有！
我明白了。至少在一般狀況下，至少在咱們這個國家，各家醫院的產檢病歷還不能真正通用，現代醫學還沒有真正建立起所謂的標準化、客觀化和可公度性。我們的醫生對于某一位病人（產婦）的診斷和治療，是建立在摸著石頭過河的經驗主義基礎上的。人類家埃文斯-普里查德描述過一個完全相似的原始社會：非洲阿贊德人的巫術之所以能夠治病，最根本的原因是巫師了解病人的全部社會生活細節。就當下的生育實踐而言，現代科學體系似乎還沒有真正實現范式突破，因為我們仍然在實踐著阿贊德人的那一套。
當代人的生活世界里充滿了文化批評，這是一個客觀事實。
（2011年秋于北四環博士后公寓）
未完待續！
《少年》正式上線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