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深圳特區報
對經濟學的分類可能有很多，比如微觀與宏觀等，在這里把經濟學分為“關注產出”的經濟學與“關注個體行動及其協調性”的經濟學，下面說明兩者的區別，指出第一種經濟學存在的問題。
在第一種經濟學中，個體的行動（他對重要性的判斷）是缺失的，它把產出、就業水平、物價水平等等作為考察的對象，用總量和平均值等統計指標代替無數個體的主觀評價。其對應的方法是經驗主義方法，即研究者根據他觀察到的經濟現象得出他的結論，即從他的經驗觀察或計算中反推對某種制度優劣的判斷，
第二種經濟學意識到，個體的效用是不能用總產出來衡量的，即“物”不等于“幸福”。同時，這種經濟學也認識到，個體需求的滿足在于使不同行動得以協調的規則，并且也相信當個體的才能得到更為充分的發揮時，秩序的協調性會更充分，每個個體也都有更多機會改善自己的福利，因此重要的是讓每個個體都按照自己的意愿、目標或興趣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這時，一種政策或制度優劣的判斷標準是是否更有利于不同個體在不同方向上發揮才能，還是壓制了個體發揮才能。這樣就為制度優劣的判斷確立了一個可靠的標準。相反，第一種經濟學是沒有這種標準的，研究者用他觀察到的經驗結果來說明某種制度合理或優劣，這種判斷是帶有隨意性的。
另外，第一種經濟學必然會導致用客觀給定的標準來衡量效率，如在經濟領域用技術水平來衡量，在教育領域用重點或排名來衡量，學術領域用期刊論文或獲獎的等級等來衡量。在這種經濟學中，個體自己的主觀評價是缺失的，它借助于“專家”來確定標準并進行評價。
第二種經濟學則意識到效率不能采用客觀標準，因為后者不能代替無數個體自己的主觀評價，并且，效率是合作效率或秩序效率概念。個體的“喜歡”不能加總，進行比較和客觀化，讓每個個體都有機會在他自己喜歡或擅長的領域發揮才能才是重要的。因此，判斷一種制度是否有效率的標準多大程度上允許個體發揮才能。
第一種經濟學只看結果（產出），沒有個體的行動，因此行動本身是否具有正當性沒有得到考慮。實際上，在這種經濟學中，個體只是實現某個整體目標的手段或工具，個體被假定為只能服從這個目標。相比之下，在第二種經濟學中，個體本身就是目的，因此允許個體追求自己的目標，它不對個體的行動給出客觀的評價標準，當然，也只有這樣才有真正的競爭。不僅如此，這種經濟學認為個體行動的正當性優先于行動的結果。
如說第一種經濟學關注產出而無視個體的公正（一個和他的主觀感受，也就是與主觀主義相關的概念），那么第二種經濟學使經濟學成為真正的道德科學，它要求秩序中的個體去認識公正的法則，并按照公正的法則行動，只有這樣才有好的秩序，及秩序的不斷改善。
如前所述，在第一種經濟學中，制度是外在的，是一個給定的變量。與之相比，在第二種經濟學中，制度是內在的，因為制度和個體行動（的協調性）聯系在一起，并且也是個體行動的產物。根據第二種經濟學，諸如貨幣、價格等制度只是作為協調個體行動的手段而存在時才有意義。因此根據第二種經濟學，“產出”本身不應該是追求的目標，因為這種產出本身可能是毫無價值的，比如大量的論文都是垃圾。只有作為個體自主選擇的結果，或自由狀態下的產出，才可以和價值這個概念聯系起來。
第二種經濟學與邊際革命一脈相承。邊際革命也被認為是“主觀主義”革命。邊際革命讓經濟學回到個體的主觀需求，使經濟學不再是關于“物”的生產或消費的科學。經濟學作為“目的-手段”的科學體現了這種主觀性和個體性。遺憾的是，在新古典經濟學中，這種個體性與主觀性并沒有得到充分體現，很大程度上還是用“物”（產出）來代表個體的效用，筆者認為其原因是新古典經濟學追求最大化均衡，沒有抓住邊際革命的精髓，特別是沿用戈森的理論，一種非主觀的心理理論來說明邊際效用遞減。
第二種意義上的經濟學可以幫助人們重新理解政治和經濟的關系。政治的目的是服務于合作秩序。政治和政治理論應該以可靠的經濟學為基礎。政治所關注的權利是由有助于合作的規則確定的，而不是由“政治”本身確定的，這說明政治不獨立于經濟學之外。因此，經濟學應該回到關注個體行動和規則上，從行動的協調性思考，真正把人當作目的而不是手段，判斷一種制度的優劣，是看這種制度是否不斷地擴大個體的選擇范圍，讓每個個體都有機會在他自己喜歡或擅長的領域發揮才能。
（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學教授）
編輯：遲語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