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3%受訪者坦言大數據“殺熟”現象并未減少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孫山
實習生 陳文琪
選購同樣的產品，不同的手機顯示不同的價格；老用戶在消費時，價格反倒比新用戶高；多次搜索瀏覽商品后，價格變高……互聯網平臺利用大數據算法，對不同的用戶設置不同的價格，這種行為也被稱作大數據“殺熟”。人們對此有什么看法？
近日，中國青年報社社會調查中心通過問卷網（wenjuan.com），對1524名受訪者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與之前相比，74.3%的受訪者感覺大數據“殺熟”現象沒有減少。對于大數據“殺熟”，69.5%的受訪者認為現有法律制度存在漏洞，被商家鉆了空子。
受訪者中，來自一線城市的占31.6%，二線城市的占44.7%，三四線城市的占19.9%，縣城或城鎮的占3.3%，農村的占0.5%。
電商和住宿是受訪者遇到更多大數據“殺熟”的平臺
90后暢昕（化名）前兩天在和同事一起點外賣時，發現自己被大數據“殺熟”了，“我們三個人登陸同一家外賣，點同樣的商品，價格顯示卻不一樣”。
來自山東的李鴻（化名）為了方便參加專升本考試，預訂了兩晚酒店房間。當他支付完房費后，朋友用另一個賬號登陸，查詢的酒店價格比自己的便宜，“我平時用這個平臺比較多，是會員。我兩天房費是376元，朋友的則顯示322元”。
調查中，74.1%的受訪者表示遇到過定價不一樣的情況。其他大數據殺熟情況還有：越搜越漲價（52.5%）、優惠券不一樣（51.4%）、買完后降價（38.9%）等。
李鴻說，考試期間房源緊張，預訂后不能退房，自己只能選擇“自認倒霉”，在社交平臺上吐槽了自己的經歷。“之前也在線上購物、叫外賣、打車的時候遇到過，但基本都沒地方投訴，找過客服，對方解釋說優惠券就是有的用戶有，有的沒有”。
在受訪者看來，大數據“殺熟”最普遍的平臺是電商類（61.8%）和住宿類（57.4%），其他還有：餐飲（45.2%）、出行（43.3%）、電影（40.5%）和線上娛樂（22.4%）等。
95后劉芳（化名）平時經常網購衣服，“我感覺近幾年大數據‘殺熟’已經不是什么新鮮事了。之前有平臺被曝光出來，后來雖然有商家簽訂了承諾書，但感覺沒什么變化，打著提供精準化服務的幌子，實際是一種價格歧視行為”。
對于大數據“殺熟”現象，69.5%的受訪者認為是現有法律制度存在漏洞，被商家鉆了空子，67.9%的受訪者認為是大數據被濫用，商家為盈利故意為之，46.9%的受訪者覺得是大數據算法無意識導致，37.3%的受訪者覺得是因為用戶個人缺乏自我保護和維權意識。
“大數據‘殺熟’實際上是對消費者的一種歧視行為，也是濫用壟斷優勢的行為，是侵害消費者知情權、選擇權和公共交易權的行為。”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劉俊海分析，消費者忠誠于某個平臺，作為老用戶非但沒有享受到價格優惠，反倒被歧視性對待，這背后反映出商家為了吸引新用戶、收割新流量而產生的一種畸形營銷心理，“這種商業發展策略，不僅是違法的，而且也是不道德的，是違反商業倫理的”。
如何整治大數據“殺熟”行為
暢昕感覺，雖然近些年針對大數據“殺熟”出臺過一些整治方案，但“殺熟”現象沒有好轉，“沒有實質性的處罰，感覺各大平臺還在頂風作案”。
調查中，僅有25.7%的受訪者感覺大數據“殺熟”現象比以前少了，49.2%的受訪者覺得沒有改變，還有25.1%的受訪者覺得比以前還多了。
“大家覺得大數據‘殺熟’現象沒有改變，主要是因為導致這種現象的三個原因沒有變化。”劉俊海分析，首先是商家利字當頭、唯利是圖。對于商家來說，大數據“殺熟”行為的違法收益，高于違法成本。其次，對于消費者來說，在數字化時代存在“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的情況，有時為了下載使用一個平臺，不得不提交自己的隱私信息，最終數據流向商家。最后，目前在監管層面也存在漏洞和盲區，導致大數據“殺熟”現象屢禁不止。
大三學生陳麗（化名）在安排五一出游的過程中，發現同一日期的同一航班，自己手機上顯示的價格要比朋友的高出200多元，自己賬號顯示的酒店價格也比朋友的貴了好幾十元。
遭遇了大數據“殺熟”后，陳麗特意在網上搜索了網友總結的小技巧：“比如開啟無痕瀏覽模式，防止平臺通過搜索預測你的購買力，借用比較新的賬號，或者用低價的手機下訂單等”。
“有了這次被‘殺熟’的經歷，以后消費得長個心眼，貨比三家，但不得不說感覺心很累。”陳麗期待可以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嚴肅整治大數據“殺熟”行為。
暢昕希望可以對大數據殺熟的企業進行懲罰，提高他們的違法成本，讓消費者遇到類似情況時不要投訴無門。
要解決大數據“殺熟”問題，69.4%的受訪者建議加強對個人信息的監管，保護消費者隱私，67.3%的受訪者建議加大對利用大數據殺熟企業的處罰力度，53.7%的受訪者建議建立失信黑名單，限制企業殺熟。其他建議還有：建立企業內部監管機制，提倡企業自律（48.6%），明確大數據“殺熟”的判斷標準（37.5%），消費者要提高維權意識，及時申訴（30.4%），用戶個人利用技術手段“反殺熟”（24.1%）等。
治理大數據“殺熟”，劉俊海認為，可以發揮社會協同共治，引進消費者的評價，建立企業大數據“殺熟”的差評平臺和黑名單。“另外是加強行政監管。遇到大數據‘殺熟’行為，公安機關、市場監管部門、網信主管部門等，要形成監管合力、消除監管盲區，切實用好法律賦予的市場準入、行政指導、行政調解、行政監管和行政處罰等權限，激濁揚清，懲惡揚善。對于屢教不改、多次利用大數據“殺熟”的平臺，要通過失信制裁機制，限制他們的業務范圍”。
來源：中國青年報客戶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