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在大慶視察油田的鄧小平看到職工們住牛棚的艱苦條件時說，要讓大家“漲工資，住樓房”。按照當時的規劃，在油田蓋磚瓦房，需要一年時間，花費6000萬元。這對于當時的中國來說，是一筆不小的開支。1978年，中國GDP（國內生產總值）只有0.37萬億元，人均收入200元，中國城鎮和農村的人均住房面積分別為6.7平方米和8.1平方米。
40余年過去，2021年中國GDP已經達到114.37萬億元，是改革開放初始時的309倍。全國人均住房面積41.76平方米，城鎮人均住房面積達到37.8平方米，比40年前增加了3.6倍。國務院參事、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評價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表現“堪稱人類奇跡”。
尤其是最近十幾年，中國經濟加速發展。2010年，中國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超過德國成為第一大出口國。2013年，中國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國，2014年再次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按購買力平價衡量）。中國已經有7億多人脫貧，占這一時期全球減貧人口的70%以上。此外，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沒有遭受本土金融危機影響的新興市場經濟體。林毅夫預測，中國可能在2025年左右跨過人均收入1.27萬美元的門檻，成為高收入國家。如果該預測順利實現，在“二戰”后100多個發展中國家中，中國將成為繼韓國和新加坡之后第三個成功實現從低收入到高收入躍遷的國家。
在6月28日中共中央宣傳部舉行的“中國這十年”系列主題新聞發布會上，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趙辰昕介紹了中國近十年經濟建設成就。從經濟總量上看，中國經濟總量由2012年的53.9萬億元上升到2021年的114.4萬億元，占世界經濟比重從11.3%上升到超過18%，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從6300美元上升到超過1.2萬美元。從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程度上看，境外投資存量從不足6000億美元增至超過2.6萬億美元。
從人民生活上看，現行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創造了人類減貧史上的奇跡。從經濟安全上看，中國能源供給保障能力持續提升，煤電油氣產供儲銷體系不斷完善。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保障能力不斷增強，5G、基礎軟件、工業母機、新能源汽車和智能汽車、可再生能源等領域的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步伐加快。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取得階段性重大進展。
中國經濟40年：企業與國家共成長
過去40年，中國經濟呈指數增長。1978年，中國的經濟總量排全球第十；1995年，中國經濟總量超過了加拿大等國，排名第七位；2000年，超過意大利，成為第六；2005年，超過英國和法國，成為全球第四；2008年超過德國，成為全球第三；2010年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2021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達114萬億元，占全球經濟的比重由2012年的11.4%上升到18%以上，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得到鞏固提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25萬美元，接近高收入國家門檻。
近些年，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總體上保持在30%左右，是世界經濟增長的最大引擎。世界銀行給出的數據顯示，2021年美國GDP大約是全球經濟規模的23.93%，中國經濟總量約為全球經濟總規模的18.45%，大約是美國經濟規模的77.09%。
最近20年，中國經濟增長尤為迅速。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楊偉民說，近20年來，中國GDP從2001年的10萬億元，增加到2021年的114萬億元，凈增了10倍。同期，初級產品的進口也在成倍增加，比如，2020年煤炭的進口量是2001年的122倍；鐵礦砂是12.7倍；此外，銅礦砂、棉花，小麥、大豆等初級產品進口也都擴大了7倍到30倍。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財政與國家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趙福昌告訴《財經》記者，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經濟體量位居全球第二，中國貨物貿易總額全球第一，2021年中國人均收入1.24萬美元，接近高收入國家標準。最近十年，在經濟高速發展之余，中國提出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代表中國將由粗放式、受環境資源要素約束發展方式轉型，黨的十九大以來，高質量發展得到明確，這意味著中國經濟發展從“重視數量”轉向“提升質量”；從“規模擴張”轉向“結構升級”；從“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在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中國經濟增速可能是下降的，但質量是提升的，創新驅動的方向值得肯定，并且已經取得了相應成績，比如，新經濟、數字經濟比重提升。
趙福昌表示，在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時，中國貢獻了接近全球一半經濟增量。隨著中國經濟體量的增大，中國在國際市場上的話語權也在增加，例如今年5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執董會完成了五年一次的SDR定值審查，決定維持現有SDR籃子貨幣構成不變，即仍由美元、歐元、人民幣、日元和英鎊構成，并將人民幣權重由10.92%上調至12.28%。這是人民幣自2016年“入籃”后的首次調整，標志著人民幣國際化水平的進一步提高。人民幣在SDR中權重的提升，有利于鞏固人民幣官方儲備資產份額，推動機構投資者增持人民幣資產，并擴大人民幣在國際金融交易中的使用范圍。
中國經濟的發展史也是中國企業的成長史。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從最早的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代表的計劃經濟體制內部引入市場化改革，到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再到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乃至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非公有制經濟快速發展。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城鎮非公有制經濟就業人員占比從1978年的0.2%提高到83.6%。非公有制經濟的快速成長成為就業和再就業的重要渠道。工信部數據顯示，2021年中國私營個體就業總數達到4億人，較2012年增加了2億多人。2012年-2021年，中國民營企業數量從1085.7萬戶增長到4457.5萬戶，十年間翻了兩番，民營企業在企業總量中的占比由79.4%提高到92.1%，在穩定增長、促進創新、增加就業、改善民生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成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
《財富》雜志公布的2022年世界500強企業的榜單顯示，中國的世界500強企業有145家，是上榜企業數量最多的國家，超過美國124家。中國上榜企業的營收也首次超過美國，占500強企業總營收的31%。
40年風雨兼程，40年砥礪圖強，40年改革開放，40年中國巨變。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40年改革開放給人們提供了許多彌足珍貴的啟示，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要振興，就必須在歷史前進的邏輯中前進、在時代發展的潮流中發展。”
對內改革，對外開放
與中國經濟騰飛相對應的是，中國經濟制度改革從未停滯。回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歷程，會發現其“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趨勢尤為明顯。
鄧小平說：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40年后，習近平說：“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也是決定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招。”對內改革方面，趙福昌表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78年-1992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對內通過改革正確處理國家與企業、中央與地方的關系，財政方面通過“兩步利改稅”“利稅分流”以及“撥改貸”“分灶吃飯”等改革，不僅調動相關利益主體的積極性，也為向市場經濟轉軌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第二個階段是1992年-2012年，1992年的市場經濟體制改革轉變了資源配置方式，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目標進一步明確。在此過程中，財政、稅收、投資、外貿等一系列資源配置的機制改革得以推進，在稅制改革基礎上推進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央地財政關系更加規范，稅收制度更公平，1992年以后，市場機制發揮重要作用，這些改革功不可沒，1992年-2010年，中國經濟高速發展，財政收入高速增長。十八大（2012年）以后，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改革，多元主體治理被放在重要位置，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隨后以推進“營改增”等改革為基礎不斷推進稅制完善，新修訂的預算法清晰界定各主體權責并不斷形塑預算治理格局，財政體制中的事權和支出責任清單相繼出臺，這些都對促進財政治理機制和中國經濟發展起著重要作用。
40年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放管服”趨勢更加明顯，營商環境不斷優化，市場主體活力和創造力被激發。根據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信用研究所聯合天眼查發布的《中國市場主體發展活力研究報告（2022年上半年）》（下稱《報告》），中國市場主體總量超1.6億戶，中國市場主體邁入“億戶時代”，這一數量位居全球首位，中國正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創業國。
龐巴迪（天津）航空服務有限公司是天津自貿試驗區的一家中外合資企業，該公司總經理暢通告訴《財經》記者，近幾年，在營商環境方面，企業感受到了明顯的變化，企業遇到問題時，政府多個部門能夠快速協調為企業解決。在暢通看來，之所以有這種變化，主要是政府思想理念的轉變，逐步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更多地去思考如何為企業做好服務。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王文告訴《財經》記者，經濟體制改革最大的成就，就是從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模式，向均衡、創新、協調、包容、共享的經濟增長模式轉變，共享經濟的出現、高質量發展的產業，注重生態保護以及精準扶貧等，都是這種增長模式的切換和轉型升級出現的。“過去十年打下了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基礎，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高質量發展的紅利還會不斷地釋放”。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方福前向《財經》記者表示，過去十年中國提出多個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戰略舉措，經濟體制改革也取得諸多成就。第一，錨定高質量發展大方向，這也是中國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的主動選擇。第二，構建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現代化建設新格局。第三，提出“一帶一路”發展倡議，促進對外開放。第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是作為適應和引領新常態的重大發展方略。第五，提出雙循環發展戰略和建設國內統一大市場。
過去十年里，中國在要素市場化改革、區域結構調整和發展等方面也做出了諸多努力。方福前認為，在要素市場化改革方面，中國提出將數據作為生產要素之一重構生產函數和供給結構，并提出數據要素參與分配，這是重大的理論創新舉措，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同時，中國優化區域經濟發展格局，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促進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等，提出推動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促進城市群和都市圈協調發展??這些區域發展戰略對中國經濟發展尤其是擴大內需產生了巨大推動作用，未來也將成為中國經濟新的增長極。
對外開放方面，中國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改革也取得新成就。近十年來，中國實行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推動由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向規則等制度型開放轉變，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統籌推進21個自貿試驗區建設，復制推廣260多項制度創新成果。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順利起步。外商投資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全面實行。頒布實施外商投資法。全面建成國際貿易“單一窗口”并覆蓋全國所有口岸，貿易便利化水平大幅度提高。
其中，自貿試驗區建設被作為新時代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大戰略舉措。2013年，上海自貿試驗區先行探路，2015年，廣東、天津、福建自貿試驗區相繼掛牌，此后多個自貿試驗區向縱深推進，推動形成了中國新一輪全面開放格局。
期間，自貿試驗區形成一批制度創新成果，差別化探索持續深化。各類企業也感受著自貿試驗區在貿易投資、營商環境等方面的變化。龐巴迪（天津）航空服務有限公司是加拿大龐巴迪公司全球第八個OEM維修服務中心，企業于2017年落戶天津保稅區，專注于龐巴迪全系列公務機的維修、改裝、航材保障等相關服務。
暢通告訴《財經》記者，龐巴迪之所以在中國成立售后服務中心，一方面是看好中國作為新興經濟體“領頭羊”的地位，另一方面是中國對外開放的政策和巨大的市場潛力。由于當時天津在招商引資方面有較好的優惠政策以及良好的產業配套，所以公司最后選擇落在天津空港的綜合保稅區。
暢通介紹，龐巴迪是全國第一家注冊在綜合保稅區的公務機維修服務企業，很多政策都是在摸索中進行的。天津自貿試驗區、海關、天津商務局和保稅區管委會等多個部門經常為公司解決各類問題。比如，此前要在保稅區內為境外注冊的飛機做保稅維修，需要飛機從境外飛來才可以，這對于那些雖然在境外注冊但是在境內運行的飛機十分不便，同時也大大增加了客戶的維修成本。公司反映了這一問題之后，天津自貿試驗區、海關、保稅區管委會等部門協調，出臺了相關政策，支持在境外注冊飛機的保稅維修，在完成維修后不需要立即飛離國境，保證了飛機在境內的連續運營， 也大大節省了維修成本。“這是專門針對我們公司面臨的實際問題采取的制度創新，這項制度在國內也十分領先，其他城市都來天津取經。”此外，為了提高我們對AOG （飛機地面故障）的緊急支援效率，天津保稅區海關還專門研發出了一套基于區塊鏈技術的通關程序，使我們在接到客戶支援請求后可以隨時帶上工具設備趕赴現場支援，盡最大可能為企業提供便利。
在改革開放前30年，中國進行了三次重大經濟制度改革，分別是20世紀80年代的承包制改革，20世紀90年代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以及20世紀90年代末到21世紀初的國企改革、住房改革與加入WTO（世界貿易組織）。每次改革都釋放出經濟增長的強大勢能。可以說，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的經濟超高速增長的核心是制度變革，中國經濟體制的變革將一個計劃經濟制度轉變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制度變革使中國經濟從改革前經濟瀕于崩潰的邊緣發展到目前經濟總量位居世界第二。
大變局下的深度轉型
雖然經濟潛力巨大，但也要意識到中國經濟發展依舊面臨諸多困難、短板和挑戰，正面臨經濟高質量發展必須跨越的關口。
改革開放前30年間，中國經濟年均增速達到10.0%，然而在2010年到2020年間，中國經濟增速卻一路下滑，2010年GDP增速10.6%、2020年GDP增速2.3%，2021年達到8.1%。今年二季度增長放緩至0.4%，除了疫情發生等短期原因，經濟放緩背后有著更深層的變量——勞動力數量、人力資本、實物資本、技術與制度發生變化是主要因素。
在多位經濟學家看來，當前中國經濟最大的挑戰是改革釋放的紅利和全方位開放的各種利好還沒有完全到來。一方面中國要爭取一定的增長速度，與潛在增長率相適配，不盲目追高；另一方面要堅持高質量發展，提升全要素生產率，讓增長更有質量。
方福前認為，中國經濟發展面臨來自內外部的風險和挑戰。就外部挑戰來看，當前國際局勢出現深刻復雜變化，中國加入WTO后的開放、寬松的國際環境已經不復存在，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大國博弈推動國際體系發生深刻變革。
國際市場競爭升級、供應鏈價值鏈重塑、地緣政治波動等因素疊加，加劇了中國經濟供需失衡和發展的不平衡。從內部挑戰來看，城鄉二元結構長期存在，在過去快速的城市化中，很多利益以城市發展為主，農村發展機會較少，“無人村”“老少婦孺村”越來越多，城鎮化與鄉村振興如何協調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課題，而促進農村發展又涉及土地制度改革、要素市場化改革、城鄉一體化改革與發展等系列難啃的問題。國民收入分配不合理也是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城鄉收入差距，東中西部收入差距，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職工收入差距，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和行業內部收入差距過大，是中國內需不足的重要原因。
方福前表示，保持經濟年均增長率在6%上下是實現基本現代化和建成現代化強國的關鍵。如果這樣的經濟增長速度持續10年、20年，甚至30年，很多現在的經濟問題、社會問題都將會迎刃而解。
《財經》記者了解到，提到未來經濟的風險，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劉世錦、上海財經大學校長劉元春等諸多經濟學家都提出，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未來中國經濟面臨的最大風險和挑戰之一。
對此，方福前認為，如果未來中國經濟年均增長率能夠穩定在6%上下，那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沒有問題的。根據方福前的測算，要在2035年實現基本現代化的目標，中國未來十幾年的經濟增長率應該保持在6%-7%。要在本世紀中葉建成現代化強國，中國GDP總量應該超過美國，人均GDP要達到美國GDP的60%左右。“現在還有將近30年的時間，如果年均經濟增長率達不到6%上下，實現這一目標會非常難。”方福前說。
與之對應的是，中國將出現人口老齡化少子化嚴重導致人力成本增加，內需潛力不足等現象。趙福昌表示，中國經濟面臨著下行預期、人口老齡化、家庭杠桿率提升會制約未來消費等問題。2015年左右，當時大家普遍認為中國經濟增速會呈現“L”型走勢，而現在L型曲線的豎已至，橫卻沒堅持住，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仍呈下行趨勢。
“原因之一是家庭杠桿率提升擠壓了未來的消費潛力。”趙福昌說，過去20年房地產的高速發展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但也伴隨著家庭杠桿率的持續提升，對居民消費增長潛力造成擠壓。十幾年前，家庭杠桿率大約不到20%，而現在中國家庭杠桿率已經達到了70%左右，按杠桿率凈增加50個點，照現在的GDP規模計算，僅家庭的付息負擔就有2萬億元以上。中國現在統計的全年消費大約40萬億元，如果家庭增加的付息負擔全部用于消費，將會增加5%左右的消費增長。
因此，最根本的路徑就是釋放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創新能量和巨大潛力，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提高創新能力。
方福前認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途徑一是靠科技創新，二是靠優化產業結構，三是要提高經濟的競爭力，特別是能夠獨立自主發展高端制造業和高科技產業。
“要實現這些目標就要調動全社會的積極性，這是根本所在。”方福前表示，無論是科技進步、生產效率提高還是產業結構調整，都需要勞動者、科研人員、企業家和地方政府的積極性。積極性從哪里來？就是要通過深化體制改革去激發和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凡是不利于調動各方面積極性的體制機制都應該逐步進行改革。通過改革和完善產權制度、國家治理方式，重構激勵機制，營造一種創新創業創造的寬松氛圍和環境，使人們感覺到“有盼頭”“有奔頭”，對未來預期樂觀，人們才會有積極性、有干勁，經濟才能夠持續穩定增長，社會才會不斷發展。
方福前認為，未來最重要的改革就是市場化改革。一是完善產權制度改革，二是完善、重塑激勵機制，三是營造寬松的市場環境和經濟發展環境，使得個人和企業能夠樂觀地看待未來。“長遠來看，未來中國經濟發展最重要的依舊是堅持改革開放，這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根本之道，關鍵是要不斷把改革開放推向深入，落到實處”。
由此需求側和供給側這個雙輪驅動的改革，是未來經濟發展抓的一個重點。供給側方面，推動產業升級，改變過去產業體系的脆弱、對外依存度較高、“以市場換技術”低端產業鏈、能源消耗過大的弊端，解決“卡脖子”的困境。需求側方面，釋放內需潛力，提升服務業，發揮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
中國經濟發展前瞻：角色再定位
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中國經濟已經高速發展了幾十年。但隨著人口紅利見頂、人力成本提升，中國經濟發展亟須再定位。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的研究報告顯示，到2040年，中國和世界其他經濟體的彼此融合有望創造22萬億美元至37萬億美元的經濟價值，相當于全球經濟總量的15%-26%。中國不僅是“世界工廠” “世界市場”，也是世界研發基地和創投中心，在全球供應鏈、產業鏈和價值鏈中均占有重要地位。
趙福昌認為，中國在全球經濟中扮演的角色在逐漸改變。過去“世界工廠”的定位是基于中國當時所處環境做出的必要選擇，在作為“世界工廠”的過程中，我們積累的管理經驗、技術都有所提升，為后續經濟快速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但這種發展模式不可避免地要消耗資源要素，對環境破壞性強，且缺乏核心技術。因此，無論是從要素還是從環境的約束來說，世界工廠的定位不可能永遠走下去。“經濟轉型到后期一定是依靠創新”。
中國經濟實力邁上新臺階，經濟體制改革取得新成就，與此同時，中國經濟也呈現出新的特點和趨勢。
“中國經濟發展的第一大趨勢性變化就是經濟的內向化趨勢越來越明顯，近些年越來越不穩定的外部環境加快了這一趨勢。” 方福前說，一方面中國的外貿依存度在持續下降，生產成果越來越依靠國內市場；另一方面“三駕馬車”中的內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越來越大。2020年中國提出了雙循環發展戰略，今年又重新強調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這些戰略都順應了中國經濟內向化的趨勢。中國經濟發展的第二大趨勢就是中國的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升級，由傳統產業向高新技術產業轉變，未來中國經濟的競爭力將主要依靠科技創新。
經濟發展趨勢發生變化，意味著經濟增長的底層邏輯在發生改變，增長動能發生轉換。方福前認為，未來高端制造業和高科技產業將成為中國經濟新的增長點。中國農村蘊藏著巨大的市場潛力和發展空間，如果農業和農村的現代化、鄉村振興能夠落到實處，城鄉收入差距將逐漸縮小，9億農民收入提高將對消費和內需帶來巨大的拉動作用，這是未來中國擴大內需的重點方向。
可以預見，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動力源，一是先進制造業與現代服務業的深度融合；二是構建激活完整的內需體系，促使消費多元化發展，引導投資高質量發展，激活消費信貸有序擴張；三是經濟社會全面綠色轉型，最終在2026年實現碳中和；四是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包括人民幣國際化、擴大對外投資、加大金融開發等等。
劉世錦則圍繞激發中國經濟的結構性潛能，提出了“1+3+2”的結構性潛能框架。劉世錦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介紹，這里的“1”是指以都市圈、城市群發展為龍頭，通過更高的集聚效應為下一步中國的中速高質量發展打開空間。今后五年至十年，中國經濟百分之七八十的新增長動能將在這個地方。
“3”是指實體經濟方面要補上中國經濟循環過程中新的三大短板。一是基礎產業效率不高。第二個短板是中等收入群體不大。第三個短板是基礎研發能力不強。“2”是指數字經濟和綠色發展，這兩個方面是與發達國家同步的新增長潛能，當前中國在相當多的領域已經形成較大優勢。“簡單地說，‘1+3+2’結構性潛能就是一個龍頭引領，補足三大短板，兩個翅膀賦能。”
中國正處于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和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交匯點，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剛剛開始，到2035年中國要成為中等發達國家，這意味著屆時中國人均GDP可能需要達到3萬美元左右。而目前中國的人均GDP只有不到1.3萬美元，距離中等發達國家還較遠。路漫漫兮其修遠，吾將上下而求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