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約車經營管理逐漸由“粗放”走向“精細”。12月5日，交通運輸部、工業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商務部、市場監管總局、國家網信辦聯合發布關于修改《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以下簡稱《辦法（修）》）的決定，對未取得網絡預約出租汽車運輸證、駕駛員證從事網約車經營活動等行為的罰款數額予以下調。
對于此次修改，專家認為，從前的條文可能導致相似的違法情形下出現不同的判罰結果，缺乏一定的合理性，而今責任主體更加明確，但并非“下調違法成本”，相反，目前的條文不會損害網約車司機的從業積極性，同時也能夠督促經營者遵守行業規章制度，有利于行業進一步發展。
差異化處罰
此次發布的《辦法（修）》對于曾經未區分的網約車平臺與網約車司機的罰款問題進行了區分，其主要涉及對于原版第三十四條的修改，即未取得經營許可，擅自從事或者變相從事網約車經營活動的；偽造、變造或者使用偽造、變造、失效的《網絡預約出租汽車運輸證》《網絡預約出租汽車駕駛員證》從事網約車經營活動的，由縣級以上出租汽車行政主管部門責令改正，予以警告，并處以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罰款。
“修改之前的這一條文，使得行政主管部門的處罰標準較為籠統，可能導致相似的違法情形下，出現不同的判罰結果，做出的處罰決定缺乏一定的合理性。”河南澤槿律師事務所主任付建向北京商報記者介紹。
同時，天使投資人、知名互聯網專家郭濤向北京商報記者指出，原《辦法》對相關責任主體處罰確實較為籠統。“對違規網約車平臺及網約車司機進行同等處罰，從而造成對網約車司機處理力度過重，影響網約車司機的積極性，不利于行業發展。”郭濤表示。
因此，此次《辦法（修）》將其修改為“（一）未取得《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許可證》的，對網約車平臺公司處以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罰款；（二）未取得《網絡預約出租汽車運輸證》的，對當事人處以3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罰款；（三）未取得《網絡預約出租汽車駕駛員證》的，對當事人處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罰款。偽造、變造或者使用偽造、變造、失效的《網絡預約出租汽車運輸證》《網絡預約出租汽車駕駛員證》從事網約車經營活動的，分別按照前款第（二）項、第（三）項的規定予以罰款”。
“當前對經營者的要求和處罰標準更加明確，促使經營者根據當前的現狀做出調整，也會使行業發展趨于規范。”付建表示。
刪去“無證罰款”
修改后的《辦法》還刪去了原版的第三十六條第一款第一項，即未按照規定攜帶《網絡預約出租汽車運輸證》《網絡預約出租汽車駕駛員證》的，由縣級以上出租汽車行政主管部門和價格主管部門按照職責責令改正，對每次違法行為處以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罰款。
在付建看來，第三十六條的改動刪去了對未攜帶證件經營者的處罰，是因為隨著技術的成熟，盡管司機沒有按照要求攜帶證件，執法人員同樣可以通過多重方式確認經營者身份以及是否取得相應許可證。“由于相關資質是從事經營的前提，隨著營業資質的審查力度增強以及技術的發展，從業者不需要攜帶相關的紙質資質證明，可以通過信息化手段進行查驗和監督，這也是方便惠民的體現。”付建表示，“因此，出于保障經營的合法權益，以及提高行政效率等方面考慮，是否攜帶證件應經不再是重點關注的問題。”
第三十六條的修改確與我國證件電子化與審查方式的優化有關。例如，在網約車所屬的車輛大類方面，我國自2021年起便開始推行駕駛證電子化，截至今年4月，我國已發放電子駕駛證1.1億個。
此外，第三十四條與第三十六條的修改也都是基于現實情況對于總體政策的具體落實。7月30日，《國務院關于取消和調整一批罰款事項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印發實施。《決定》明確取消“對未按照規定攜帶網絡預約出租汽車運輸證、網絡預約出租汽車駕駛員證行為的罰款”，下調“對未取得網絡預約出租汽車運輸證、網絡預約出租汽車駕駛員證擅自從事或者變相從事網約車經營活動等行為的罰款”數額。
并非“松綁”
我國對于網約車的管理正在逐步精細化。自2016年《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深化改革推進出租汽車行業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公布以來，各類細化的規范與條文逐步出臺，除本次涉及的《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外，還有《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監管信息交互平臺運行管理辦法》等文件。
條文的細化帶來行業發展的利好。在付建看來，對于網約車行業來說，當前的修改對運營安全和乘客權益都具有積極的作用，有利于促進出租汽車行業和互聯網融合發展。“同時，此《辦法》的修改使得多方主體的責任更加明確，有助于乘客群體獲得安全感，加強其對于整個網絡專車行業的信賴。”付建表示。
但是，罰款的下調也致使部分網友產生了“降低違法成本”的質疑。對此，付建認為，對相關責任主體的懲罰數額降低并不意味違法成本的降低，此條的修改仍舊要求從事網絡預約出租車的經營必須獲得資質，并且對這方面的監管力度加強，一般人不可能隨便達到違法的限度。
此外，付建指出，本次條文內容的修改是綜合考慮行業發展現狀，以及經營者和消費者利益的保護而做出的改動，也是行業規范的不斷完善。“處罰的標準更加明確公開透明，可以促使執法人員做出的處罰結果合理公正，有法可依，這于經營者來說也是一種保障，避免了行政機關肆意處罰，同時也能夠督促經營者遵守行業規章制度。”付建表示。
北京商報記者 方彬楠 冉黎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