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2022年廣州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一經發布，便引起廣泛關注。該《公報》信息顯示，2022年廣州常住人口1873.41萬人，比2021年減少7.65萬人。這是5年來廣州第一次出現人口下降的情況，同時也標志著北、上、廣、深4個一線城市同時出現人口負增長，全部發生常住人口減少的情況。
根據官方發布的數據，2022年，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分別減少4.3萬人、13.54萬人、7.65萬人和1.98萬人。其中，2022年末深圳常住人口1766.18萬人，而2021年末深圳常住人口1768.16萬人，減少1.98萬人，是深圳建市以來首次出現常住人口減少。
經濟日報在《如何看待一線城市的“人口信號”》的文章中指出，在全國人口總量達峰、地區流動活躍等背景下，受城市治理理念、產業結構調整、生育觀念轉變、戶籍政策、生活成本等多重因素影響，城市之間人口此降彼長的特征未來可能更趨明顯。對于北、上、廣、深的人口負增長，需要予以重視但不應過度焦慮。長遠來看，一個國家或城市的人口紅利，要看總量，更要看質量；要看人口，更要看人才。
一些在一線城市生活的年輕人，選擇離開去了別處。他們為何離開？去到二線或三線城市的他們，在工作和生活當中找到平衡了么？關于“大城床”或者“小城房”的選擇之惑，似乎始終都存在。日前，紅星新聞記者對話了多位離開或者計劃離開一線城市的年輕人，聽到了他們選擇背后的故事。
人口減少意味著人才流失嗎？
人口減少意味著人才流失嗎？據智聯招聘發布的《中國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2023》，一線城市中，北京人才凈流入占比上升、滬深廣占比小幅下降。北京前期因嚴控人口、疏解產業，人才凈流入占比逐年下降，直至2020年有所回升，2022年繼續創新高，主因是收入水平較高、人才引進政策放寬等。上海2022年人才凈流入占比全國第一，主因是上海新經濟促進政策初見成效、落戶政策放寬等。
“最頂尖的人才肯定是留在大城市，只是我們這些在專業領域上有一些成就的人會發現，自己的小成就不足以讓自己做一個大城市的‘普通人’。無數個我離開大城市，大城市也不會缺少人才。”計劃離開北京工作的小柴告訴紅星新聞記者。
上海交通大學中國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特聘教授陸銘曾在接受紅星新聞記者采訪時談及超大城市面臨的挑戰，陸銘表示，在人口規模巨大的城市化過程當中，為了順應人口增長，還需推進人口相關的戶籍制度改革、市民化進程，與土地相關的土地資源再配置，或者說優化配置，以及在規劃、建設模式上要形成跨行政邊界的一體化發展態勢。
陸銘的《向心城市》一書，第一章名為“向心城市：就業、居住與通勤”，而這幾個關鍵詞也貫穿了紅星新聞對已經或即將離開北、上、廣、深的年輕人的決策，面臨裁員風險的就業情況、很難上車的超一線房價與日復一日的艱難通勤，出現在他們離開北、上、廣、深的故事中。
離京的留學生：
回到小城景德鎮創業的她
比在北京更忙碌
回憶兩年的北漂生活，花花給出的第一個關鍵詞是地鐵。
“單程40分鐘，我覺得時間應該還算可以，但是4號線真的人太多了。”困擾花花的不是地鐵沒有座位，而是在擁擠的早晚高峰，連擠進地鐵，對花花而言都是個問題。
花花告訴紅星新聞記者，擠地鐵最嚴重的兩次，她擠到眼前發黑，肚子疼又想吐。“很難受的感覺，那時候我一面想下車，一面在想如果下去我就上不來了，上不來我到單位就要遲到，然后我就咬著牙到換乘站下車。有過兩次這樣的經歷，我覺得坐地鐵對我是比較煎熬的，特別是人多的時候，很難受。”
花花對紅星新聞記者回憶道，在她想下車的時候，她看到每站地鐵?？繒r“開了門但沒有人能擠得進來”。“我如果下去，得等多少趟地鐵，才能再擠上這趟車？”花花告訴紅星新聞記者，她這樣擠地鐵不是因為考勤標準有多么嚴苛，而是因為做她喜歡的工作，她對自己有自律的要求。
在地鐵上擠到雙眼發黑的花花，仍然會在上下班路過天安門的時候給天安門拍攝一張照片，多云的、下雨的、夏天的、冬天的……花花告訴紅星新聞記者，她每次見到天安門都十分喜歡。
↑花花拍攝的天安門照片
2019年在英國畢業，學成歸國，自小受景德鎮陶瓷文化影響的花花，在本科畢業后選擇到家鄉博物館工作。為了專業知識得到更多的積累，事業有更好的發展，花花來到英國學習博物館相關專業，希望回國后能進入國家博物館工作。
“筆試過了，面試沒過。”但因為實在喜歡，花花選擇以合同制雇傭身份進入國家博物館下屬企業工作。但這份工作并沒有支撐花花對“熱愛的事業”的想象，也沒有帶給她可以在北京扎根的經濟支持。
在家人身體健康出現問題之后，花花決定離開北京，回到家鄉。
回到家鄉后的花花，考取了教師崗位，同時圍繞自己熱愛的陶瓷文化開始了創業。花花告訴紅星新聞記者，在景德鎮，她比在北京的時候更忙碌。
計劃離京的金融從業者：
想要離開北京
因為在相親市場上受挫
年入40萬的金融相關行業從業者小柴，在北京工作。尚是單身的她，曾一度陷入相親的“怪圈”。她說，在北京相親市場的評價體系中，她看不上的那些人都比她“優秀”，這讓她看不到自己奮斗的意義。
小柴自認自己很幸運。在她工作過的公司和接觸的同行中，她的本科學校平平，但是從本科到保研、再到秋招，她每一步都踩到了“幸運的節點”上，擁有了很滿意的工作和事業發展。
自認幸運的小柴之后遇到的挫折，更多來源于相親。單身的小柴被催婚后，反復去見各種相親對象。只是，她在學業、工作上的幸運并沒有延續到相親市場。家長、領導介紹的相親對象都有一個特點——有北京戶口。但在“北京戶口”的條件之外，這些相親對象或“生過二胎離異的”，或“在北京本地讀大專”，或“長相十分不雅”，這些都讓小柴無法接受。
“結果很多還看不上我，他們覺得自己有挑選的空間。我一開始覺得可笑，后來時間長了，明白這是規律。”小柴說，她工作中遇到的同事許多都是大學校園戀情，早早做好了一人拿戶口、一人拿高薪的工作分配。也有許多沒有戶口的高薪單身同事，根本沒有成家、生育的打算，而這兩種生活方式都并不屬于她。
一位會員制相親俱樂部的工作人員告訴小柴，她的條件在北京這里并沒有什么吸引力。小柴在相親市場上的際遇，讓她下定決心要離開。如今，小柴向香港、杭州、上海等地投遞的簡歷已經陸續收到面試通知或者正在面試中。只是做好離開北京的決定后，小柴還沒有決定好自己下一個目的地。
離開深圳的引進人才：
房貸壓力下
選擇回到家鄉當了老師
深圳，曾經被稱為搶人大戰中走在最前面的城市。與北京、上海嚴苛的落戶條件不同，在“來了就是深圳人”的號角下，不少畢業生將深圳稱為最友好的一線城市。
2010年，深圳市啟動“孔雀計劃”，大規模、大手筆、成體系地引進海外高層次人才。納入“孔雀計劃”的海外高層次人才，可享受160萬至300萬元的獎勵補貼，并享受居留和出入境、落戶、子女入學、配偶就業、醫療保險等方面的優待政策。
“但是現在，對畢業生最友好的深圳也不行了。”一位計劃畢業后到深圳就業的應屆畢業生告訴紅星新聞記者，從本科到研究生畢業，她看到深圳友好人才政策“告一段落”。
2021年，深圳人社局發布公告，對人才政策作出調整：自2021年9月1日起，新引進人才不再受理發放租房和生活補貼。這份文件表明，深圳全日制本科及碩士學歷人才補貼即將成為歷史，博士人才年齡門檻也被限制在35周歲以下。
2017年，留學海外、碩士畢業歸來的七七，領到過5萬塊左右的深圳人才引進獎勵補貼。“我當時只拿到了市一級的補貼，區一級的（補貼）應該也有幾萬塊，合起來可以拿到10萬左右。但是區一級的（補貼）要求工作地和落戶地在同一個區，我剛好不在，所以沒領到。”七七回憶道。
作為人才被引進的七七，仍然感覺在深圳生活有諸多力不從心之處。“跟我老公，我們兩個是大學同學。我們畢業后一起選擇深圳。生活一段時間之后，覺得深圳壓力實在太大了。”
七七說，影響她作出離開深圳決定最重要的因素是房價。“我們這種都是三四線職工家庭的，要在深圳供一套房子非常不容易。”七七說，買一套房子，除了首付金額較高以外，每個月月供也高。如果考慮市區通勤時間和未來孩子的學區，基本上一平方米都是10萬元起。如果還要保障居住的幸福感，一套房子下來近千萬，每個月要背上幾萬塊的房貸。
每個月固定還幾萬塊房貸，是目前的七七和丈夫難以保證的。七七和她丈夫都是碩士留學、畢業來到深圳的。丈夫在身處的房地產行業經歷了重大震蕩后準備轉行離開，七七也在互聯網裁員浪潮中面臨隨時丟失工作的風險。
“覺得我們的工作十分不穩定，我以后在深圳一方面要面臨房貸壓力，也有可能存在失業風險，生活壓力感覺很大，當時就想要不退一步，去一個房價稍微舒服一點的城市。”七七給自己的選擇打了一個總結。
如今的七七，已經回到家鄉汕頭，成為一名大專院校老師，而深圳曾經帶給她的那些隱形壓力，在如今平淡的日子中輕輕掠過。
離開深圳的電商從業者：
曾經一天忙到只吃一頓飯
但仍然感謝“深漂”經歷
拿到offer的第二天，瓶子花了100多塊錢叫了輛順風車，來到了深圳。“一路上我都在拍視頻更新我的動態，給我的好朋友分享。終于離開佛山啦，我就要一個人住啦，就要到深圳啦，開始新生活啦，太激動啦。”
瓶子是一個電商從業者。把瓶子從佛山吸引到深圳的第一份工作，內容有關亞馬遜跨境電商。她到深圳的路上，都在腦補自己每天在高檔寫字樓里面工作，打扮得很精致，下班之后跟朋友去吃飯，周末去玩。
但是后來決定離開深圳時，瓶子的生活并沒有如愿。相反，因為忙碌一天只能吃一頓飯，她食欲不振，身體開始發出警告信號，大把地掉頭發。
在電商這個領域，瓶子在同事當中做得很不錯，業績突出。但考慮到長遠發展，瓶子決定轉型。
“我從助理開始做起，從后臺打雜開始，然后整個（直播流程）做下來，雖然直播蠻辛苦的，加班是常態，但是我做得很開心，因為我每天都可以跟團隊小伙伴溝通交流，也可以跟直播間里面的粉絲交流，這是我很喜歡的一個工作方式。”
瓶子告訴紅星新聞記者，此前因為疫情影響物流，對他們線上業績產生了很大影響。整個部門被裁撤后，瓶子進入漫長的空窗期。“差不多有三四個月，當時壓力是蠻大的，因為我還要租房子，也沒有把我的情況跟家里人說，就自己去承受。”
“在出租屋里其實壓抑過一段時間，感覺自己抑郁了，然后我就去招聘軟件上不斷找工作，不斷去面試，收到滿意的offer就覺得還是有機會，我也沒有那么差，只是當時的行業環境沒有那么好而已，我就去了另一家公司。”
但在新工作維持一年之后，瓶子的身體開始發出警示信號。瓶子回憶，做直播的時候，她一天到晚在公司的時間超過10小時，每天凌晨三四點睡覺是常態。作息顛倒，大把掉頭發，一年時間沒和朋友出去玩過。
如今，已經選擇回到佛山繼續從事電商行業、做直播的瓶子，依然十分感激自己深漂的經歷。
“在深圳遇到了行業的專業人士，認識了很多大老板，也拓寬了交際圈，讓我的朋友圈不是局限于同齡人。日常進行一些行業上的交流，比如說抖音上政策改變，直播新玩法，都會讓我自己產生一些念頭，這都是深圳帶給我的。”
（因受訪者要求，本文涉及的受訪對象均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