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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國家都是通過攜號轉網、限定市場份額等“不對稱管制”，消解了主導電信運營商的壟斷傾向。但從國內的情況看，考慮到某些特定因素，不僅沒有不對稱管制，甚至管制都很少，似乎電信業重組后，一切問題都可以交給市場競爭去自行解決。但這真的可以嗎？
　　
　　我們身邊陰云未散的這場金融危機，對人們思想最大的沖擊就是破滅了一個“神話”——經濟自由主義。許多人都曾相信“市場是一只無形的手”，只要按市場機制辦事，就能實現社會資源最優化。但這場肇始于美國的金融危機給了人們一個慘痛的教訓：放縱市場競爭的自由化帶來的可能是經濟秩序的失控。世界各國前所未有地共同認識到：經濟發展除了要有市場競爭這只“無形的手”，還要有政府監管這只“有形的手”，而這恰恰是過去被很多人排斥的。
　　
　　之所以說這些還是想談談國內的電信市場。上周寫了《移動能用“金元攻勢”拖垮對手》，指出移動雄厚的資本優勢會影響電信市場的公平競爭，它可以憑借6~8倍于競爭對手的凈利潤，“買斷”地鐵、飛機、連鎖店等公共區域的通信權，而這是電信和聯通根本無力做到的。要解決這個問題，需要政府部門加強監管。
　　
　　這篇文章引起了很多讀者的共鳴，但也有讀者批評這種思維不對。有人認為，如果說過去國家禁止中國電信發展移動業務，導致中國移動有壟斷之嫌；那么當電信重組后，三大運營商已進入全業務的開放競爭。既然是自由競爭，就要揚長避短，移動最大的長處是“有錢”，那為什么不能靠資金優勢擠壓對手？呼吁政府加強對電信市場的管制，有悖自由競爭的法則，政府干預只會導致經濟效益的低下。
　　
　　要回答這個問題，只要想想這場金融危機給我們的教訓。我們不能太迷信自由競爭了，完全自由化的競爭帶來的未必是優勝劣汰，而可能是秩序失衡。尤其像國內電信市場，在競爭主體差距巨大的情況下，“叢林法則”只能使市場失衡的局面加劇，甚至倒向我們竭力想避免的壟斷局面。
　　
　　政府監管是否一定導致經濟效益的低下？我們不從宏觀層面談，就來分析一個具體的例子。在手機基站進地鐵的事件中，如果完全按照市場規則辦事，地鐵部門開出上億元的基站進場費，這筆費用只有資本雄厚的移動出得起，那結果就是移動“買斷”地鐵通信權獲得最大市場效益；地鐵部門憑借壟斷地位獲得最大經濟效益。而電信、聯通及其手機用戶的利益將被犧牲掉。強勢者獲取強勢利益，弱勢者喪失弱勢利益，這不管從經濟效益還是從社會效益看，都是一個不公平、不理性的結果。
　　
　　但這一市場主導的結果為什么沒有出現？因為政府監管部門出手了。從上海的情況看，監管的核心有兩點：一、運營商不得與地鐵方簽訂排它性協議，避免一家壟斷公共資源；二、由第三方的物價部門制定基站“進場費”，避免公共物業部門漫天要價，從而保障所有運營商都能以合理的價格將手機信號送進地鐵。正是政府部門的“干涉”，才最大程度避免了市場化帶來的“大者恒大”以及犧牲公共利益的弊端。
　　
　　由此可見，政府監管并非與市場效益截然對立。國內的電信市場要增強競爭活力、提高經濟效益，從目前的情況看，不是政府管多了，恰恰相反，是政府管得太少了。
　　
　　去年的電信重組方案宣布后，曾在業內引起廣泛爭議，不少專家批評“五合三”的重組方案并不能改變中國移動“一家獨大”的局面。而我是這一方案的堅定支持者，我認為這是當前最符合實際情況的改革方案。但我原本以為這一重組方案會有配套措施，就是國外普遍采用的“不對稱管制”。事實上許多國家都是通過攜號轉網、限定市場份額等“不對稱管制”，消解了主導運營商的壟斷傾向。但從國內的情況看，考慮到某些特定因素，不僅沒有不對稱管制，甚至管制都很少，似乎電信業重組后，一切問題都可以交給市場競爭去自行解決。但這真的可以嗎？
　　
　　第三次電信重組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解決“一家獨大”的問題，而如果重組后這一局面沒有得到改善，那就值得反思了。孤單一只“無形的手”掌控不了市場的平衡，它迫切需要另一只“有形的手”來配合。我們不能等到市場秩序失控，然后指望再來一次電信重組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