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禹至

自從宇宙中有了地球，地球上有了生靈，災難就從未缺席。一些生靈在災難中毀滅，另一些生靈又在災難中誕生，如此反復，直到人類誕生，災難也未曾消停。當人類發現自己是地球上唯一擁有智慧的生靈時，也加劇了對災難的恐懼。于是有了圖騰，有了神壇，有了宗教……人類一直試圖尋求某種護佑和救贖。

俞心樵《這個世界從未好過》

出自《圣經》的傳說告訴我們，諾亞方舟就是人類的第一次救贖。按照《圣經》的說法，人類是上帝所造。最初，上帝只造了亞當和夏娃，后來他們偷吃禁果繁衍了人類。人多了，惡行也就多了，罪孽也越發深重。正因人類相互爭斗相互殘殺的種種罪惡和暴行讓上帝后悔創造了人類，于是上帝決定用洪水毀滅之，唯獨保留諾亞一家。因為在上帝眼里，諾亞是唯一的善良人，諾亞一家可留作新人類的種子。諾亞蒙恩，依照上帝的旨意，一家人歷時120年，用木頭制作了一艘方舟。當上帝喚來洪水，吞噬了所有的生靈，只有方舟上的諾亞一家八口，以及他們攜帶的幾對飛鳥、牲畜和昆蟲存活了下來。

西蒙 · 德 · 米爾《諾亞方舟》

對于包括人類在內的所有生靈而言，這明明是上帝親手制造的一場滅頂之災，為何竟說成是一次救贖？對于這個問題，我想也許可以這樣理解：往淺里說，這是上帝在懲惡揚善；往深里說，這是上帝對人性的救贖。上帝令諾亞用漫長的120年去制造方舟，給足了所有生靈贖罪的機會，但他們并沒有珍惜，這才讓上帝狠下心來，用大換血的方式對已然罪惡化的人性施以救贖。上帝或許希望，由諾亞一家繁衍的新人類，不再有罪惡。

農少華《恐懼中的守候》

諾亞方舟的故事，讓我聯想到《道德經》中老子持而保之的三寶，以及佛法中的因果定律。所謂三寶，一是慈，二是儉，三是不敢為天下先；所謂因果定律，即基于佛教緣起論的輪回說，簡而述之，可以簡單地理解為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也就是說，無論上帝、老子還是佛陀，他們都在從不同的角度闡釋著同一個文明考量——人性的善惡。

陳劍鋒《靈魂之復制與裂變》

在這里談及人性的善惡，既沒有聲張宗教對現代文明的貢獻之刻意，也沒有將所有災難都歸咎于人類惡行之主張，而只想通過對這一文明考量的探討，讓更多的人愿意去思考人類文明的精神性，及其在人類與災難的關聯性上可能產生的作為，并希望通過這樣的思考，讓更多的人面對大自然時能多一份敬畏，面對人類自身時能多一份卑微，面對天災人禍時能多一份精神救贖。

陳世君《荒無人煙的家園》

作為現代人，我相信，世上沒有救世主，沒有人能像上帝那樣要光得光要水得水。要求得精神救贖，還得靠我們自己。我還相信，精神救贖所蘊含的某種悲憫、反思甚或批評，無法源自那些敢為天下先之類的勵志篇章，也無法源自上行下效熬出的心靈雞湯，更無法源自為刺激淚腺定制的煽情套路。尤其在災難面前，精神救贖不是某種安慰、抒情或者懺悔，而是基于人類的精神需求，對人性，乃至對人類文明的嚴肅拷問。比如，反省自己人性中的善惡，并自問是什么在支撐著我們的精神世界？再比如，問一問人類用有限的已知過度地解讀無限的未知，將會給我們帶來怎樣的福祉或者災難？還有，極度物質化的文明考量是否真的符合我們內心的文明需求……

禹至《子夜》

回頭想想那些在諾亞方舟的傳說里死去的生靈，他們中未必沒有像諾亞一樣善良的人，說不定真有無辜者，只因被泛濫了的人類惡行遮蔽或者裹挾，才得不到上帝的護佑。如果這些無辜者的人性能夠代表善良和正義并敢于對抗人類惡行，倘若上帝有知，也許，這個故事會改寫。回到現實，我們當然不可能改寫關乎上帝的故事，我們能做的，也許僅僅是呼喚精神救贖。

于祖培《生變》

同樣是面對災難，每個人卻可以有不同的選擇。在這里，我想為大家推薦一部電影和一幅油畫，看看這兩件都是關于災難的作品對我們有沒有什么啟發。雖說藝術在災難面前很是卑微，但它畢竟是人類精神的產物，或許可以成為精神救贖的一種途徑。

《達拉斯買家俱樂部》影片截圖

先來看美國電影《達拉斯買家俱樂部》，劇情就不多說了，留給大家自己去看，畢竟是部好電影，不然《我不是藥神》也不會去抄襲他并狂賺幾十億票房。影片圍繞羅恩身患艾滋病被醫生告知只能活30天之后的故事展開，事實上，他多活了7年。這不是重點。在他多活的7年中，他還救活了許多與他同病相憐的人。這也不是重點。重點在于，他自救和救人的方法和途徑在美國是違法的；重點還在于，明知自己違法也明知會敗訴，但他依然起訴藥監局，就是為了對現有法令發出關乎人性的質問；更重要的是，羅恩敗訴之后，他的質問引起政府的重視，被他質問的法令很快被廢除，由此拯救了上百萬人的生命。羅恩算不上英雄，他身上有不少毛病。主觀上，他只想活著，也希望與他同病相憐的人能活著，為此不惜違法。客觀上，這就是一種精神救贖。他隱惡揚善，不但拯救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還用他的坦誠沖破了善良的人性與法律之間的隔膜。

泰奧多爾 · 籍里柯《梅杜薩之筏》

再來看籍里柯的油畫《梅杜薩之筏》，這是一件異常珍貴的悲劇作品。籍里柯是法國浪漫主義畫派的先驅者和代表人物，《梅杜薩之筏》正是他最重要的代表作。由于該作品是根據真實事件創作而成，因此有必要介紹一下事件背景。限于篇幅，在這里只能簡述：

1816年7月，法國政府在一次移民行動中派遣“梅杜薩號”巡洋艦載著400人從法國起航駛向塞內加爾。途中，因艦長肖馬雷的失誤，致使艦船在航行中偏航觸礁，進水下沉，最終釀成慘難。

巡洋艦上只有6艘救生艇，極限容量也只有250人能上艇逃生，其中包括了剛任命的塞內加爾總督、艦長，以及一些達官貴人。余下的150人只能趕忙制作一艘木筏，長約20米，寬約7米，在海水淹沒艦船之前勉強擠了上去。雖然觸礁地點距離最近的海岸只有60公里，但沒有動力的木筏在救生艇放棄營救之后，在海上竟然飄流的十三天。這期間，在這艘事后才被籍里柯命名為“梅杜薩之筏”的木筏上，有餓死的，有自殺的，有為奪食大打出手的，還有為保命生吃人肉的……慘無人寰。待到木筏靠岸時，只有10人生還。

事后，經軍事法庭審判，船長肖馬雷僅受到降職和服刑三年的處罰，法國政府因擔心輿論壓力，也只在官媒上發了一條簡短的消息。過輕的處罰讓兩位幸存者對不服，他們上書政府卻遭到打擊，還被解除公職。這兩位幸存者憤怒了，遂將慘難的經過寫成紀實報道并印成冊子向社會公布，引致國內外輿論一片嘩然。

籍里柯也憤怒了，他隨即走訪了幸存者，聆聽他們的遭遇，并到醫院看望幸存的傷者。悲憤之下，他決定用這艘巡洋艦的名字為木筏命名，并依據幸存者敘述的慘烈場面創作一幅油畫。于是，震撼人心的曠世之作《梅杜薩之筏》就這樣誕生了。

毋容置疑，這是一件偉大的悲劇作品，其精神意義要遠遠超出藝術本身。在籍里柯所處的時代，藝術還只是皇室和貴族的消遣之物，像《梅杜薩之筏》這樣富于社會責任感，并將不公的權勢釘在恥辱柱上的作品可謂絕無僅有，這正是藝術帶來的精神救贖。事實上，這場慘難所折射出的官府權勢，其精神世界已經坍塌，其人性已經向惡。籍里柯通過對慘難實況的藝術表現，讓世人憎恨人性的丑惡，向往人性的善良，并牢記不公權勢之惡行，希冀能避免其重演，并在精神世界里，建造諾亞方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