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似共黨胡宗南
胡宗南率25萬大軍與毛澤東率2萬西北野戰軍在陜北打了一年，胡屢吃敗仗，毛勝券在握。原來就覺得肯定有內奷，后來也聽說中共在臺灣還有極高層階的間諜。可想而知，疑似胡宗南。胡出身貧苦，早年思想左傾，艱苦樸素、不愛錢財、不好女色，是個理想主義者，的確是個理想的地下黨員人選。胡終生沒有暴露共黨身份，以國民黨要員病故臺灣。
1947年初，當蔣介石攻不動北滿根據地時，他知道事情糟了。蔣需要戰場上的勝利，來鼓舞士氣。他想出了攻占中共大本營延安這個主意，在3月1日的日記里寫道：占領它‘對于政略與外交，皆有最大意義’。蔣把這個重任交給他最信任的胡宗南將軍。
美國有人在大陸、臺灣經過多年調研認為：胡宗南的真實身份，和張治中一樣，是黃埔出身的紅色代理人。1924年，孫中山獲蘇聯出錢出師資，組建國共合作黃埔軍校，蔣介石做軍校校長，周恩來任政治部主任。蘇聯當仁不讓地在軍校里埋下許多紅色種子。
胡考黃埔軍校第一期，在上海初試落選，遇見時為國共合作中執委的主考官毛澤東，破格推薦胡到廣東黃埔復試；胡去復試又因個子矮淘汰，被黃埔軍校國民黨左派領袖、共產黨摯友廖仲愷見毛推薦信而破例錄取，毛是胡進取的恩人、救星。軍校里，大家都認為他是共產黨，因為他與軍校衛兵司令胡公冕過從甚密，胡公冕是公認的共產黨員。這時賀衷寒等有影響的人物為胡說話，加上胡又發起組織了反共的孫文主義學會，他就沒有被當作共產黨人對待。兩胡一直是好友，抗戰時蔣派胡守在延安南邊，胡有時派人去延安，派的就是胡公冕。
胡宗南有個親密朋友是軍統頭子戴笠。胡結婚是戴笠做的媒。戴笠命令胡軍中的特務把上報的情報抄送胡一份，這么一來，沒人敢報告任何對胡的懷疑。
1947年2月28日，蔣令胡部署進攻延安。同一天，毛就得到了情報，決定延安緊急疏散。3月18到19日，胡占領了延安。國民黨大吹大擂稱這是偉大勝利。但是胡占領的僅是一座空城。
毛在陜北只留下兩萬人部隊，不到胡25萬大軍的十分之一。他堅持不準其它戰場抽調兵力入陜增援。對延安即將失陷而惴惴不安的共軍高級將領們，看到毛如此胸有成竹，既吃驚，又敬佩。
更令人驚嘆的是，向來注意安全的毛，在胡進城前幾小時才離開。胡軍的槍聲一陣緊似一陣，警衛員們催了又催，他就是不走。最后說走，車門為他打開了，司機啟動了發動機，再次提醒他，他卻背著手站著不動，眼睛凝視著延安的標志寶塔山。胡軍的槍聲已在近處響成一片時，毛才不慌不忙地向北動身，乘坐原美軍觀察組留下的吉普車。跟他同車的有現任參謀長周恩來，一路上，毛和周說說笑笑，用警衛員的話說：‘好像這不是一次撤離后的行軍，而是平常的旅行。’
到了延安東北30公里的青化砭，毛叫司機把車開慢，凝神四下看著。車路沿著一條狹長的河谷，兩邊是黃土大山，被山洪暴雨沖刷成無數崖峁溝壑，是打埋伏的好地方。警衛員看見毛一邊細看，一邊‘情不自禁地點著頭’，覺得‘很迷惑，不知道他的眼神和動作是什么意思’。一個星期后才明白，3月25日，胡軍第31旅旅部和2900官兵在這里走進了共軍設下的埋伏圈。
四天前，毛在陜北的全部軍隊兩萬余人就已在青化砭設伏。而胡的31旅是在中計的頭一天，才從胡那里接到命令去青化砭。據少將副旅長周貴昌說：還未到青化砭時，他們探知那里有伏兵，當即電報胡。胡‘來電斥責說：“貪生怕死，畏縮不前，非軍人氣概，絕對要按規定北進，迅速占領青化砭，否則以畏縮不前論罪。”’這個旅只好硬著頭皮往前，結果被全殲。這時，胡把主力派往反向安塞，使其不可能來青化砭救援。
4月14日，胡軍135旅在延安正北羊馬河又同樣中了埋伏，死傷加俘虜5千人。就像在青化砭一樣，可能援助的胡軍主力遠在西南方被高山深峽阻隔的另一端。
共軍第三個勝仗，是打下延安北邊50公里處的蟠龍，那里儲存著面粉4萬多袋，軍服5萬多套，武器彈藥不計其數，是胡全軍的補給基地。胡只派一個團加旅部直屬隊守衛，把駐扎在那里的兩個兵團七個半旅派往遠在北方的綏德，說是共軍主力在那里。4月26日兩個兵團從蟠龍出發，兩天后發現共軍好幾個旅的大部隊正朝跟他們相反的蟠龍方向運動。他們認為‘部隊不宜前進’。但胡仍堅持命令他們 ‘急進綏德’。5月2日到達綏德，等待他們的是空城一座。就在這一天，已把蟠龍團團圍住的共軍開始進攻。戰前一兩天，蟠龍守軍發現四周有大量伏兵，據守軍167旅少將副旅長涂健說，‘我們判斷解放軍主力確已在蟠龍地區集中，并有積極圍攻蟠龍的企圖，于是我們即刻向胡報告。不料胡接到這一報告后’，‘認為我們是有意夸大敵情’。
蟠龍兩天后失守，胡軍在陜北的前進補給站的物資、武器便全部落在共軍手里。據胡手下連長徐枕說：由于物資盡失，部隊主食靠空投，天氣熱了，還脫不下充滿血腥味和汗臭的冬衣，單軍裝都因儲在蟠龍而落到共軍手里。士兵沒有鞋穿，只好從腐尸中脫取鞋，雖然竭力清洗，依然惡臭撲鼻。疾病蔓延，但是藥品也都隨蟠龍而失去。‘對戰力之損耗，實難以估計。’
共軍在胡軍占領延安不到兩個月就打了三場大勝仗，新華社向全國廣播，宣布毛依然留在陜北。這一消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毛沒有像國民黨宣傳的那樣被趕走，陜北還是他的天地。
在胡占領延安的一年中，胡軍被調來調去，從來找不到共軍主力，反而不停地中埋伏，一場大似一場。中共牢牢掌握著陜北大部分地區，毫無顧忌地熱火朝天搞土改。毛離延安不出150公里。他的隨從從800人增加到1千4百，包括一個騎兵連，還有一組規模龐大的電臺，一天24小時工作，跟全國各地的部隊、根據地保持聯系。每天，毛都用電報向全國各戰場發出指示。毛首次在陜北領地暢快旅行，跟長征不一樣，這次他謝絕坐擔架，自己走路、騎馬，身體練得十分強壯；旅途中廚師做他愛吃的香腸、辣椒；他睡得香，甚至不用吃安眠藥；他興致勃勃地游山玩水，還讓從東北前來的攝影隊拍了好些鏡頭。
毛有次遇險。那是1947年6月，他在王家灣村子里逗留了將近兩個月，在農民家里，他住得很愜意，每天散步、跑馬。天熱了，警衛員給他在室外搭了個涼棚，用樹枝葉編織成田園風味的棚頂。毛很滿意，黃昏時愛坐在涼棚里看書，念英文以作消遣。
6月8日，胡手下軍長劉戡帶著部隊突然出現在附近。原來，毛住地的一名小學教員逃跑了向劉報信，說村里有很多電臺。劉估計毛就在這里，出其不意的到來，毛要徹底安全只能往東走，過黃河進入根據地，船和汽車一直停在黃河邊日夜待命。但問題是路太遠了，他們跑不過劉軍人馬。毛只能往西去，朝戈壁灘走。決定作出后，村里老百姓被集中起來往相反方向‘轉移’，想引開劉軍。
那天下著大雨，毛拄棍跋涉。電臺靜默，以防被發現。只有一架電臺在緊張地工作著，或許是跟胡聯系要他把劉戡調開。毛在陜北時，跟胡軍中的電臺聯系從未中斷過，管發電報的機要人員曾說： ‘他們的行動完全掌握在我們手里’，還說：‘我們的人的身份有的直到現在也沒公開。’
劉戡真的被調走了。6月11日晚，他就在毛的屁股后面，近到毛的警衛能聽見他的隊伍說話，能看見他們的火光，毛的警衛緊張得‘頭發都快立起來了’，正當他們準備誓死保衛毛時，毛滿面笑容地從窯洞里出來，說敵人要退兵。果不其然，警衛們瞠目結舌地看到，劉的隊伍沿著山溝跑過，沒碰他們一根毫毛。胡給劉下了死命令：‘向保安南之雙兒河集結，限14日拂曉前補充完畢。’保安曾是毛的首府，胡聲稱‘匪主力’在那里，劉非得按期到達參加‘圍剿’不可。結果保安又是空城一座。毛的隨從們為毛的 ‘神機妙算’驚嘆不已。毛給黃河東的中共領導發了封口氣輕松的電報：‘本月9日至11日，劉戡四個旅到我們駐地及附近王家灣、臥牛城、青陽岔等處游行一次，除民眾略受損失外，無損失。現劉軍已向延安、保安之間回竄。’
劉戡不久便死在毛的手里。1948年2月，胡下令他帶兩個師，增援延安與黃河之間被共軍包圍的宜川。此行有三條路可走，胡指定劉走經瓦子街的洛宜公路。劉是2月26日得到命令出發的。三天前的23日，彭德懷的軍隊就已經在瓦子街設伏擊圈。彭在視察地形時，看到這里的公路兩側，山高坡陡，溝深谷狹，遍布梢林，滿意地說：‘這真是殲敵的天然好地形啊！’劉軍先遣隊發現共軍埋伏，向胡要求先打伏兵，‘解除翼側威脅，’‘如不先去掉這一翼側威脅，仍沿洛宜公路前進，不但不能完成解圍任務，而且解圍部隊本身必遭危險’。胡一口回絕，要該軍 ‘按照原定計劃，沿洛宜公路迅速前進’。劉手下27師中將師長王應尊回憶道：胡的命令‘使全軍官兵大失所望，憂心忡忡，但亦無可奈何。’‘在行軍中大家低頭不語。’他們就這樣明知走進‘口袋’里而不得不走進去，‘全軍士氣頹喪已達極點’，‘劉十分沖動地對我說：“算了，打完了事！”’。兩天激戰，數名將領被擊斃后，劉戡在重圍中自戕身死。
王應尊師長有幸乘夜色脫逃，到西安見到胡。‘他虛偽地表示惋惜，并說什么只有這點部隊你為什么要去呢？我心想我的部隊都被你指揮得七零八落，難道要增援宜川時你還不知道我27師有多少部隊嗎？’王師長寫道：‘劉戡整編第29軍被殲后，胡宗南集團軍心渙散，固不待言，連蔣管區的人心亦十分動蕩，特別是關中一帶，人心惶惶，一片混亂’。陜北戰場胡密切配合毛，定下國軍徹底完蛋的命運。蔣想利用‘收復延安’鼓舞人心的初衷，斷在胡宗南手里。
蔣在1948年3月2日的日記里寫道：‘此一損失，全陜主力幾乎損失三分之一以上’。他很清楚這都是胡的責任：‘宗南疏忽粗率’，‘重蹈覆轍’。然而，當胡假惺惺地要求辭職時，蔣用傷感的滿篇空話拒絕了他: ‘宜川喪師，不僅為國軍剿匪最大挫折，而且為無意義之犧牲，良將陣亡，全軍覆沒，悼慟悲哀，情何以堪。該主任不知負責自效，力挽頹勢，而惟以撤職查辦，并來京請罪是請，當此一方重任，正在危急之際，而竟有此種不知職守與負責任之表示，殊非中正之所期于該主任者也。’ 一場敷衍了事的調查報告把責任都推到死去的劉戡身上。國民黨遵循的是官官相護的傳統，更何況人人都知道胡宗南是蔣介石寵信的天之驕子。
蔣容忍胡一犯再犯的‘錯誤’，一打再打的敗仗，再清楚不過地說明了他用人的風格和判斷力。他剛愎自用，無條件地信任他喜歡的人，天塌下來也給他們撐腰。他的固執使他犯了錯誤不肯回頭。胡毀掉了陜北的軍隊，蔣居然允許他把別處的部隊也調去陜北，讓毛吃掉。美國主要軍事顧問巴爾說：胡‘說服’ 蔣‘不斷向他的戰場增兵，使得國民黨在華東戰場后來蒙受災難’，華東一些重大損失就是‘兵力西移的直接后果’。而西移的兵力要么沒用，要么也被毀掉。
在胡的鼻子下轉了一年后，1948年3月23日，毛離開陜北東渡黃河。渡口的河灘山坡上站滿了送行的老百姓，毛上船前還跟區鎮干部一一握手話別。這樣聞所未聞的透明度，意在顯示他不是偷偷摸摸地溜走的，而是以勝利者的姿態告別的。一個月后，胡宗南在損兵折將十多萬后，干脆放棄了延安。毛對中共的勝利沒有大事張揚。師哲說：‘我以為毛主席會發賀電，便等在一旁，準備執行任務，可是沒有。’顯然毛不想讓胡召來太多的譴責，以防蔣真的撤胡的職。
胡繼續給蔣帶來一次次全軍覆沒，最后一共有幾十萬大軍喪失在他手上，連同美國援蔣武器的三分之一。蔣逃往臺灣時，派飛機來接胡。胡想留在大陸，卻被部下一擁而前，急擁上了飛機。到臺灣后他受到監察院的彈劾，說他‘受任最重，統軍最多，蒞事最久，貽誤軍國最巨’。彈劾因蔣庇護而失敗。之后，蔣還派胡主持‘反攻大陸’的工程，包括派人潛入大陸。這些人都一一落入中共的羅網。胡死于1962年。蔣后來也許意識到他用人的災難性錯誤，黃埔是他的基地，但是他的侍衛、臺灣后來的行政院長郝柏村曾說，蔣在晚年 ‘對黃埔軍校的人都不愿談起’。或許蔣猜到了，黃埔軍校里曾埋下一群中共的釘子。
盡管胡身邊有熊向暉等中共情報人員，周恩來派熊潛伏胡身邊任副官、機要秘書12年，被毛譽為“一人頂幾個師”；但熊等不是決策人，不可能下一系列具體命令，導致胡軍一再被殲。熊在1947年8月21日就離開了胡宗南。
周恩來派人招降
胡宗南掩面而泣
1949年10月8日夜，胡宗南在南鄭城綏署里，突然接到侍勤隊長唐西園的報告：在1947年10月陜北清澗戰役中被俘的整24旅旅長張新，最近從西安，經寶雞，越過秦嶺雙方對峙的封鎖線，進入胡部防地，于今日到達褒城，被保密局人員查獲。顯然，此人是中共方面派來的。唐西園請示胡宗南，對此人怎樣處置？
胡宗南思考了兩日。直到10月10日的后半夜，他才下令讓唐西園帶兩名武裝士兵，乘吉普車去將張新押到綏署胡的住地來。胡宗南與張新進行了第一次長談。胡宗南一見張新，開口便問：“你回來了嗎？”張新開門見山回答說：“不是我要回來，是中共西北局派我來的。”胡問：“派你來干什么？”張新答：“你大概會知道的，我只要見到你面，就算完成了任務。”
張新將腳上穿的一只鞋脫下，遞給胡宗南，說：“是胡公冕先生要我專程送來的，鞋底里有文件，有信，內容我不知道，請你自己拆開來看。
胡公冕原是黃埔軍校的衛兵司令，與胡宗南是浙江同鄉，在黃埔軍校與東征期間，與胡宗南私交很好。周恩來知道胡公冕與胡宗南的歷史淵源，他特意把胡公冕從上海請到西安，請其出面做胡宗南的工作。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對胡公冕策反胡宗南的工作也十分重視，于1949年8月6日在給西北解放軍負責人彭德懷、賀龍、習仲勛的指示中，特地指出：胡公冕已來西安，請你們注意用他去收拾胡宗南部。
胡公冕住在西安西京招待所，找來已在中共第一野戰軍聯絡部工作的張新，多次研究了如何爭取胡宗南起義的問題，最后決定由胡公冕寫一封給胡宗南的親筆信，講明當時形勢，交代中共政策，呼吁胡宗南迅速帶兵起義，連同中共西北局的有關文件，一起交給張新，密藏在特制的鞋底里，讓張新穿過戰線，送交胡宗南。
胡宗南接過張新遞來的鞋子，拿到里間臥室，折開鞋縫，翻看了胡公冕的來信與中共西北局文件，然后走出來與張新繼續談話。
張新語帶試探：“我是你的老部下，此番來看看老長官近況如何。說實話，我希望今后能夠經常在一起。”胡宗南岔開話頭說：“你談談共產黨的戰略戰術吧！”
于是，兩人漫無邊際地談了兩個小時，胡宗南才叫人將張新押回獄中休息。
隔了一天，到10月12日，還是后半夜，胡宗南在漢臺住地第二次傳見張新。
胡宗南態度很客氣，對張新問寒問暖問吃問睡。張新反問道：“胡先生決心下了沒有？”胡宗南笑了一笑，又岔開話題問道：“八路軍還在秦嶺以北嗎？彭德懷去打蘭州了嗎？”張新作了肯定的回答：“是的，彭德懷去打蘭州了。如果解放軍跟蹤南下打漢中，我們就不能在這里見面了。”胡宗南又問張新：“你不怕共產黨整你嗎？”張新答：“共產黨既往不咎。”張新談了一些對共產黨政策的見聞與體會。
胡宗南故作鎮靜，似乎在聽，似乎又不在聽，忽而站起，忽而坐下，有時擦擦臉，有時哼哼哈哈，又漫談了兩個鐘頭，沒有結論。照舊把張新押回原處。顯然，胡宗南心情很矛盾、徬徨，有些動搖。但他在盡量掩飾自己，因為他畢竟是位司令長官！
事隔兩天，10月15日，還是在后半夜，胡宗南在漢臺住地第三次傳見張新。
胡宗南態度更加和藹，問張新：“彭德懷身體好嗎？”張新答：“彭身體很好。抗戰初期你們不是談過話嗎？也算老朋友了吧。”胡宗南又問：“趙壽山在那邊可得意嗎？”張新告訴胡宗南，趙壽山在中共那邊很受歡迎，現擔任中共第一野戰軍副司令員。
胡宗南又問張新：“那邊怎樣稱呼我的？”張答：“稱胡宗南。”胡笑道：“不是叫我胡匪嗎？”張說：“你站到他們那邊去，那就稱你胡將軍了。不過也有人評論，稱你是半個軍閥。”胡宗南聽了顯露怒色，問：“我哪半個是軍閥？”胡宗南一生一直以革命標榜，以革命軍人自居，手握重兵幾十萬，但最怕人稱他為軍閥。張新急忙作解釋，說：“不要說你是軍閥，連我也是小軍閥呢。”
胡宗南又含著深意地問張新：“那邊對文天祥這樣的人，認為好不好？”張新聽出胡宗南話中有因，就用中共方面教給他的理論回答說：“文天祥，從歷史上看，不向異族屈服，為民族盡節，當然是好的，所以人民尊他為民族英雄。但你我所做的事……我們不可能變成文天祥。”
張新的話深深刺痛了胡宗南。胡濃眉豎立，狠狠地盯了張新兩眼，用鄭重的語調對張新說“士為知己者死！你也是黃埔生，你，想到校長沒有？”室內氣氛一下子變得異常的沉重。
張新又說：“胡公冕先生說了，你堅持與人民為敵，罪惡就大；你回到人民的懷抱，功勞也大！”
胡宗南聽了沖動地大喊：“士為知己者死！我不能不想想校長，不能對不起校長哇！”胡宗南一時感情不能自已，躺倒在沙發上掩面而泣。
唐西園急忙進來，將張新帶回監獄，從此胡宗南再也未傳見張新。張新此后一直被關押。
屢敗上將胡宗南
1946年4月國軍整編，軍改“整編師”，師改“整編旅”，胡宗南部下20多萬；7月4日整編第1軍越過黃河，企圖與閻錫山部南北夾擊太岳部隊。9月，其部隊分兩路進犯晉東南，與山西閻錫山部隊配合欲“肅清”解放軍太岳兵團（司令員陳賡），24日整編第1旅被全殲，旅長黃正誠被俘；接著整編第48旅遭受殲滅性打擊，旅長何奇被擊斃。胡宗南慌忙收兵。
1947年3月4日被任命為西安綏靖公署主任；3月11日，胡宗南在洛川召開軍事會議，決定以劉戡的整編第29軍和董釗的整編第1軍組成左右兩個兵團，采取鉗型攻勢，企圖包圍殲滅陜北解放軍，占領延安以及整個邊區；3月13日指揮15個旅（14萬人）進犯延安；3月19日令整編第1師第1旅進入延安空城，胡宗南組織作戰參謀捏造戰報，大吹大擂“俘虜敵5萬”的“重大勝利”，被授二等大綬云麾勛章；24日胡宗南將其前進指揮所由宜川移到延安，并抽出5個整編旅的兵力守備延安，機動進攻兵力減少為只有10個整編旅；3月25日，第31旅在青化砭大部被殲，旅長李紀云被俘；此后胡宗南行動變得更加謹慎，采取國防部制定的“方形戰術”，穩扎穩進，乃令劉勘兵團和董釗兵團進行“掃蕩”，尋找西北野戰軍主力決戰，一次次撲空；4月16日第135旅在羊馬河被全部殲滅，代理旅長麥宗禹被俘；5月7日第167旅在蟠龍被全殲，旅長李昆崗被俘，蟠龍的眾多戰略物資成為解放軍戰利品；6月胡宗南任西安綏靖公署主任；8月6日，西北野戰軍為調動和牽制胡宗南主力，配合陳謝兵團挺進豫西，進攻榆林；胡宗南令整編第36師等部隊增援，12日解放軍主動撤圍；胡宗南令部隊追擊，22日整編第36師在沙家店全軍覆沒，師長鐘松化裝逃脫；10月4日解放軍猛攻清澗，10日守備清澗的整編第76師被全殲，師長廖昂被俘；至12月，陜甘寧邊區大部分被解放軍收復。
1948年2月，解放軍重兵包圍關中的咽喉要地宜川，胡宗南令整編第29軍增援，在瓦子街被包圍，至3月1日，整編第29軍全部被殲滅，中將軍長劉戡自炸斃命，整編第90師少將師長嚴明被擊斃；胡宗南向南京請罪，被撤職留任；3月5日西北野戰軍包圍洛川，胡宗南急調5個整編師解了洛川之圍；4月21日整編第17師撤出延安，延安解放；12月25日，新華社公布43名戰犯名單，胡宗南列第30位。
1949年2月1日胡宗南兼第12編練司令部司令；5月19日，解放軍突破西安涇河南岸的胡軍防線，胡宗南決定放棄西安向寶雞轉移，20日西安解放；7月寶雞解放，胡宗南集團遭到毀滅性打擊，胡宗南竄逃漢中，從此離開西北。部隊有李文第5兵團、裴昌會第7兵團、李振第18兵團等13個軍40萬人（此為原整編滿員數，各部均被解放軍打殘，實際殘存約15萬人）。
胡宗南5月18日偕國民黨陜西省政府主席董釗從西安退逃漢中固守陜南。20日，陜南區東部解放軍第19軍在鄖陽誓師：“打到漢中去，解放全陜南；配合一野軍，消滅胡宗南。”21日到30日，陜南解放軍19軍向胡軍駐防安康外圍的第27軍、第98軍發起白河、竹溪、平利“白竹平戰役”，突破兩道防線，解放三縣廣大地區，斃傷胡軍1478人，俘虜胡軍3770余人。
6月6日，胡宗南急調第3軍、第69軍增援反撲平利，瘋狂拼命奪回第二道防線；陜南解放軍第19軍在撤退到竹溪時進行頑強阻擊，從7日到20日，殲胡部第69軍135師副師長李鄂以下1000多人，迎頭痛擊了胡軍企圖反攻的囂張氣焰。
7月10日，陜南解放軍第19軍向胡部重新加強的第二道防線發起鄂陜交界“關埡子戰役”，殲胡軍第69軍144師及135師等部2400余人，俘其師長符樹蓬，次日收復了平利縣城。
7月7日到22日，陜南解放軍第19軍兵分兩路攻擊，胡部從平利洛河、藥婦山、女媧山及平利、安康交界的狗脊關所設置的第三道防線，將胡軍陣地各個擊破，斃俘敵2000余人。
7月23日到25日，陜南解放軍第19軍發起了攻奪漢中東部陜南首府安康城近郊“牛蹄嶺戰役”，配合作戰的有安康壩河解放游擊隊、上關獨立團、鎮安獨立營、旬陽獨立營（5月23日根據陜南軍區命令，在湖北省鄖縣成立安康軍分區，隸屬陜南軍區；24日原兩鄖軍分區之上關獨立團、鎮安獨立營、白河獨立營撥歸安康軍分區建制，并組建了旬陽獨立營。9月22日經中原軍區批準：商洛軍分區獨立第四團撥歸安康軍分區建制，改為獨立第九團；安康軍分區所屬上關獨立團改為獨立七團）；解放軍各部參戰總數約1萬人。胡部劉勁持第98軍退到旬陽、嵐河口、嵐皋一線守退路；參戰者：總指揮盛文第3軍254師、335師；李正先第27軍31師、47師；謝義鋒69軍84師、135師；本地駐防的安康自衛團；外加胡從漢中急調來的一個多機炮團；胡軍各部參戰總數約5萬人。一比五的強攻死守反復爭奪，40個小時的慘烈血戰，陜南解放軍以傷亡1259名的沉重代價，斃傷胡軍2550余名，俘虜胡軍550余名；陜南解放軍攻克了安康新城，攻進安康老城西關，攻占安康老城東關丁字街。胡軍留少部困守安康老城，大部敗退江北高地。因響應毛澤東為劉鄧大軍攻奪蔣介石重慶首府、包圍其移都成都而暫留胡宗南在漢中茍且偷安幾個月的戰略部署，陜南解放軍才停止攻取安康老城。
8月，胡宗南和川湘鄂邊區綏靖公署主任宋希濂一起晉見到重慶巡視的蔣介石，欲放棄西南轉進滇緬，被蔣介石訓斥責罵；9月8日胡宗南兼任川陜甘邊區綏靖公署主任；11月向成都轉移；12月7日任西南軍政長官公署（軍政長官顧祝同）副長官兼參謀長，代行軍政長官職權；12月9日川康將領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通電起義，云南也宣布起義，西南形勢大變，20日胡宗南決定將軍政長官部遷西昌，23日私自飛往海南三亞，留在四川的胡宗南部3個兵團全部戰場起義，28日在顧祝同勸說下飛到西昌。
1950年3月26日解放軍逼近西昌機場，胡宗南將剩余6萬部隊的指揮權交給參謀長羅列，自己悄悄飛逃臺灣，其殘余部隊陸續被圍殲；5月臺灣“監察院”李夢彪等46位“監察委員”提出彈劾，經蔣介石、陳誠、顧祝同、蔣經國周旋，“立法院”108名委員簽名上書“行政院長”陳誠求情，陳誠將彈劾案移交“國防部”處理，8月“國防部”答復“應免議處”。
1951年9月9日，胡宗南化名為“秦東昌”，就任“江浙人民反共游擊總指揮”，駐守大陳島，指揮部隊騷擾破壞大陸沿海。
1952年10月19日當選為國民黨第七屆中央評議委員，兼任“浙江省政府主席”。
1953年6月24日，解放軍進軍大陳島，臺灣當局撤消“江浙人民反共游擊總指揮部”；7月23日胡宗南飛回臺灣，任“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上將顧問；8月進入“國防大學”進修。
1954年2月從“國防大學”畢業，在臺北家中閑居。
1955年9月胡宗南就任“澎湖防守司令部”司令官，晉任陸軍二級上將。
1956年4月以考察名義到美國訪問。
1957年10月23日當選為國民黨第八屆中央評議委員。
1959年10月回臺北任“總統府”戰略顧問；12月進入“國防研究院”第一期，任研究員。
1960年9月任國防研究院畢業同學會會長、國防研究院院務委員，深居簡出，郁郁寡歡。
1961年身體出現高血糖。
1962年2月6日胡宗南病情惡化，7日“總統府副秘書長”蔣經國奉父命探望；10日蔣介石親自探望，胡宗南激動萬分，涕淚交流；14日凌晨因心臟病突發去世，終年67歲；2月15日以臺晉字第198號令，“故陸軍二級上將胡宗南，追晉為陸軍一級上將”，另頒“旌忠狀”，“以永垂式范”；臺灣成立以何應欽、顧祝同為正副主任的治喪委員會，移靈臺北市極樂殯儀館；17日公祭，蔣介石親自參加祭奠，發表紀念講話，挽“功著旗常”；3月13日頒發“褒揚令”；6月9日安葬于臺北陽明山紗帽山麓。
胡宗南可稱得“天子門生”第一人，受到蔣介石的器重，乃至躊躇滿志，野心勃勃，狂妄自大。抗戰時避居西北擁兵稱王，內戰時則成了急先鋒；但他志大才疏，不懂戰略；對蔣介石盲目服從、不辨善惡；軍事上遠不是彭德懷的對手，部隊被逐個殲滅；逃到臺灣又被彈劾，狼狽不堪；著有《宗南文存》。
盛文計劃屢落空
盛文（1906-1971），湖南長沙人，畢業于黃埔六期及陸大十期，胡宗南系統高級將領。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曾出版其訪談錄。
1943年盛文受命制訂實施“閃擊延安計劃”。 1945年陜北國軍與共軍在爺臺山爆發了大規模戰事，盛文時任暫編第59師師長，作為先頭部隊率先與共軍交火，成為了反共的急先鋒；戰后暫編第59師改稱第123師，與共軍的交鋒卻始終沒有停下。從1945年起，盛文歷任西北剿共前敵總指揮、西安綏靖公署司令長官參謀長，1947年受命制訂“攻占延安計劃”；此后制訂了不少對陜北共軍作戰的軍事計劃。盡管盛文制訂的計劃多次得到胡宗南首肯，但是對執行計劃的將領來說，卻頗有微詞，部分師、旅長甚至尖銳指出盛的計劃只是紙上談兵，根本不符合實際情況。
其實，使盛文計劃遭受挫折的泄密者，是胡宗南的上校侍從副官、機要秘書熊向暉。1943年6月1日晚，蔣介石主持召開官邸會議，決心剿滅中共武裝和根據地政權。蔣隨即密電胡宗南：“借共產國際解散良機，閃擊延安，一舉攻占陜甘寧邊區，行動絕對保密。”胡讓盛文作好計劃完成布置后，于7月2日上報蔣批準，正式確定了閃擊延安的時間：7月9日。而在7月4日胡卻收到朱德的明電：“道路紛傳，國府中央將乘國際解散機會，實行剿共。當此抗日艱虞之際，力謀團結，猶恐不及，若遂發動內戰，破壞抗戰團結之大業，則陷國家民族于危難之境。”原來，蔣審定盛文制訂的閃擊延安計劃，早在7月3日就由熊向暉傳出，再通過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的電臺發到延安。中共中央接到情報后，及時擬定了這個類似“空城計”的作戰方案，一方面破例引用情報，揭露國民黨政府行將剿共、挑起內戰的罪行；另一方面則迅速從其它地區抽調兵力、武裝保衛延安。使盛文為國民政府制訂的“閃擊延安”計劃泡湯。
1947年2月熊向暉和相愛多年的戀人湛筱結婚，太子蔣經國是證婚人。婚禮過后兩位新人開始蜜月旅行。3月1日，兩人正在杭州游玩，熊被一自稱國民政府保密局的人叫住，他起初擔心是自己身份已經暴露，思索該如何應對。等被帶去見胡宗南后，事情才明白了。原來，此前熊已計劃赴美留學，只因機票不好買，才一拖再拖。胡要求熊延期赴美，要熊回身邊再輔佐他3個月。蜜月也不得不中途結束。胡對熊說：“前天總裁急電召我來南京，說美蘇英法四國3月10日在莫斯科開會，屆時將討論中國問題。總裁當即立斷，命令我直搗共產黨老巢延安。并選在四國外長會議的第一天，即3月10日發起攻擊。”說完，胡給了熊一個文件包，讓熊根據包里的文件內容畫一幅草圖給他，并叮囑熊鎖好房門，不許任何人進來。熊打開文件包，看見蔣介石核準盛文制訂的進攻延安方案；陜北共軍兵力配置情況。熊異常激動，將文件內容默記在心。3月3日上午，熊隨胡和參謀長盛文乘專機回到西安。當天晚上，熊就將情報送到了新華巷1號，西安《新泰日報》主編王石堅的家，通過地下室里的秘密無線電臺，將這兩份絕密情報發到延安。當時為了保密，連胡手下的軍長和師長對計劃還一無所知。
3月8日晚，胡宗南帶著盛文、熊向暉等少量隨從，秘密離開西安，輾轉來到洛川，在洛川小學，與先期到達的幾名國軍高官會面，組成前線指揮所。而熊意識到，自己有必要將胡部的日常動態報告給中共中央。在如此緊要關頭，他決定冒險行事，將情報用信函形式寫在白紙上，裝在印有戰區第一司令部長官的大信封里。為保險起見，他同樣的信都要寫兩封，一封寄給王石堅，另一封寄給王的朋友潘裕然。源源不斷的情報就這樣被送到了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果斷放棄延安，在陜北地區與國軍玩起了捉迷藏。使盛文的計劃一步步落空，導致蔣胡軍一場場失敗。
因為有熊向暉等地下工作者的情報保障，雖國共力量懸殊，但中共總能一次次從蔣胡軍眼皮底下脫險，還會時不時地給蔣胡軍以沉重打擊。胡部陷入了一團泥沼之中，非但沒能“給共軍以毀滅性打擊”，反而自己部隊損失慘重。正應了毛澤東在窯洞里留給胡的一首打油詩：“胡宗南到延安，勢成騎虎。進又不能進，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而制訂進攻延安計劃的盛文反而淪為導致失敗的冤大頭。
事實證明，自從胡宗南的部隊對陜北共軍發起進攻以來，確實是深陷泥潭，不能自拔。有鑒于此，胡宗南把自己的老參謀長羅列調回，希望能挽回局勢。盛文則調出擔任新成立僅半年多的第3軍軍長。胡宗南的希望沒能如愿，不到半年時間，陜北共軍不僅將延安收回，還迫使國軍放棄了西安。西安警備司令盛文的第3軍一度在秦嶺與解放軍交戰后就一直被部署在安康。
【熊向暉（1919年4月-2005年9月），祖籍安徽鳳陽，1936年考入清華大學中文系，1938年黃埔軍校第七分校15期，1947年9月到美國凱斯西儲大學研究院攻讀政治經濟學、1948年9月獲社會科學碩士學位，于1949年回國。1936年9月參加革命工作，同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自填出身為“官僚兼地主”家庭，其父曾任國民政府湖南省高等法院院長），1937年12月至1947年8月受周恩來派遣到胡宗南身邊任上校侍從副官、機要秘書。
新中國歷任國家安全部副部長，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駐英國代辦處常任代辦，解放軍總參謀部二部副部長，作為周恩來總理助理參加了接待基辛格、尼克松等中美重大外交活動及重要國際會議，中國首次出席聯合國大會代表團代表，駐墨西哥首任大使，中共中央調查部副部長，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副會長，中共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黨組書記、副董事長（董事長榮毅仁三次邀請他赴任）。
毛澤東贊譽熊向暉：“一個人可頂幾個師。”周恩來也稱贊：“我黨打入國軍內部的情報人員工作卓越，李克農、錢壯飛和胡底屬于前三杰；國共戰爭期間又有三位突出的情報人員熊向暉、陳忠經和申健，同樣一人能敵萬千軍，創造了情報工作的奇跡，他們就是后三杰。”2001年中央電視臺為慶祝建黨80周年播放了特制節目《一人頂幾個師》，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镕基看后深受感動，立即趕到醫院看望這位“立過赫赫戰功的英雄”。
甚至曾為國民黨陣營的故舊老友，也對熊向暉敬佩有加一一1949年11月他接到周恩來的邀請，當他走進勤政殿時，見張治中、邵力子、劉斐等原國民黨高官也在里面，這些人見到他親切地問：“這不是熊老弟嗎？你也起義了？”周恩來爽朗地哈哈大笑道：“他可不是起義，他是歸隊。他是1936年入黨的中共黨員，是我們派他到胡宗南那里去的。”眾人大為驚訝，前國民黨國防部參謀次長劉斐說：“怪不得胡宗南老打敗仗。”張治中將軍說：“早知道蔣介石在政治上、軍事上不是共產黨的對手；今天才知道，在情報工作上，也遠遠不是共產黨的對手。”在抵抗日本侵略的八年民族救亡中，熊向暉與胡宗南是中華民族統一戰線的親密戰友，胡把熊當作心腹親信，軍統特務刁難熊而胡一再庇護，以致后來胡懷疑熊是共黨，也袒護隱懣不報不抓，送熊赴美留學；而熊對胡也有好評：“胡宗南作為一個將軍，在蔣介石的軍隊時還是出色的，抗日戰爭中打了很多硬仗。”盛文也對熊深信不疑，友好地稱兄道弟，有時送機密計劃胡不在，便放心地交給熊轉達。大陸與臺灣兩岸人員往來放開后，胡宗南的前任秘書程開椿，首次來大陸探親就一定要和熊見面敘舊情。黃埔同學國軍中將孔令晟，去臺后當過蔣介石和蔣經國兩代“總統”的侍衛隊長，多次來大陸與熊親切會面。張佛千少將首次來大陸一到北京就給熊打電話說：“沒見到你之前我不做任何安排。”熊向暉女兒趁父親不在家時向張佛千提出疑問：“您聽說我父親是共產黨員以后，對他是什么感覺？”張佛千答：“第一是驚訝，他是共產黨，我一點沒看出來；第二是感謝，他在胡先生身邊，有很多機會可以殺掉胡先生，可是他沒有；第三是佩服，他這個事情做得太漂亮了。”熊向暉女兒有些愕然地問：“難道你們不恨他？”張佛千答：“為什么要恨呢？你父親入共產黨在前，到胡先生身邊在后，都是各為其主。要怪只怪后來蔣老先生非要打內戰，如果不打內戰，大家不是相安無事嗎？”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這種超越黨派的友情著實令人嘆為觀止！】
話說安康亦非盛文安寧康泰之地。1949年1月盛率所部第3軍軍部及直屬隊到達安康新城，在已駐守安康3個月的第98軍劉勁持指揮部坐陣指揮，國共和談使盛安康了4個月；陜南解放軍主力僅第19軍兩個師，5月下旬從安康東部發起進攻，9天時間連克白河、竹溪、平利兩道防線三座縣城，將盛指揮的第27軍、第98軍打殘。
胡宗南斥責盛后，急調第69軍兩個師增援，并命盛將所部第3軍在秦嶺的兩個師調往安康。先行到達的第69軍謝義鋒仗恃裝備精良逞能用一個師就可打敗共軍收復失地，結果被撤離的解放軍留少部阻擊從6月7日到20日便打殘謝部4個團。謝部被迎頭痛擊損兵折將，卻自吹奪回第二道防線立了大功。盛命所部第3軍兩個師返回原地。
7月10日，解放軍收復第二道防線關埡子和平利縣城，將謝義鋒第69軍144師大部被殲滅并俘其師長符樹蓬，還將135師打殘，謝義鋒狼狽脫逃潰不成軍。
胡宗南震怒盛文指揮失誤，命其火速調動所部兩個師趕到安康，并從漢中給調來一個多機炮團。從7月7日到22日，解放軍連續攻克第三道防線各陣地，胡部第27軍、69軍、98軍節節敗退到安康。胡命盛集中6個師兵力與共軍決戰安康近郊固守安康城。
在第98軍殘部避戰撤到西部守退路，第27、29兩軍4個師殘部處于對共軍恐懼中，盛文無奈只得令所部第3軍兩個師作主力死扛；7月23日夜到25日，解放軍在安康城東南牛蹄嶺將盛部254師打殘，在城東張家灘將其335師打殘；第27軍、69軍也各有一團殘部被殲滅；解放軍占領新城、攻進老城西關、奪取老城東關丁字街；盛留少部困守老城，率大部敗退江北高地；盡管解放軍奉命撤離，但盛文再不敢返回安康城。
11月第3軍隨胡部退入四川，盛文曾奉命增援在重慶作戰的第1軍，但沒到位第1軍就潰了，于是又奉命開赴成都擔負城防任務，盛升任成都防衛總司令仍兼軍長。盛當防總還沒到半個月，所屬第335師就在樂山向解放軍投降了，這件事讓盛很難堪。
1949年12月底胡部在成都被圍，盛文家屬已到臺灣，盛本想乘最后一班飛機撤往臺灣，但胡宗南還沒離開成都，怕被追究責任，只能留在成都作拼死一搏。
國防部為保存國軍殘部而計劃棄守成都，將部隊集中到西康再尋戰機。于是胡宗南于12月22日在成都召開突圍會議決定第3軍同第1軍、第36軍等部互相配合向南突圍，但當23日夜部隊開始行動時，友軍陳克非、羅廣文兩個兵團就在24日宣布起義，迫使突圍各部停止行動。胡此時已飛到海南，各部群龍無首亂作一團。盛作為成都防衛總司令此時只能硬著頭皮召集各部將領商討出路，最后決定仍執行突圍命令，以第5兵團司令李文為突圍總指揮，由盛重擬突圍計劃。由于負責斷后的兩個兵團已經起義，盛以犧牲36軍123師在成都牽制解放軍為代價，使三路國軍能順利向西康突圍。其中以第1軍為左路先頭部隊，第3軍和第36軍主力則跟隨第1軍行動。12月27日，國軍突圍各部勉強抵達邛崍，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被迫向解放軍投降。當李文的投降命令傳到被包圍在蒲江西來場東北地區的第3軍軍部時，盛大為吃驚，在與所屬兩名師長商議后仍決定冒險突擊。結果第17師在28日覆沒，副軍長沈開樾和參謀長兼師長鄧宏義被俘，軍直和第254師堅持到29日也告覆沒，師長陳岡陵被俘。盛在混戰中隱藏古廟柴禾堆中得以幸免，化裝由水路逃到香港轉赴臺灣向國防部報道。
盛文抵達臺灣時意外獲知，所部第3軍335師有一個團拒降抵達西康，趙子立127軍310師也有一個團未起義而到西康。經胡宗南重組，兩團擴編為第335師和第317師，編為第3軍建制。既然部隊還在，盛自然被國防部命令歸隊。盛若到西康的惡運就是戰死或被俘，好在他還沒行動第3軍就被解放軍殲滅了。只剩下副軍長田中田帶著317師千余人突圍至滇西，但仍免不了于1950年7月覆滅。部隊既然沒了，第3軍的番號也就隨之被撤消了。盛文被委以“國防部”參事的虛名直到1965年退役；后曾當過高雄六國飯店董事長，于1971年8月8日在臺北病逝。
陜南守備劉勁持
【回憶錄。劉勁持（1904-1988），文成人，黃埔六期及陸大十期畢業，第98軍中將軍長。1948年10月到1949年11月駐防安康，12月26日率部在四川起義，參加研究班學習，歷任南京軍事學院教職員、浙江省人民政府參事主任、省人大常委會委員、省政協委員等職務。】
由川調陜守安康
安康最初僅有地方保安團隊擔任防務，自從1947年8月解放軍劉鄧大軍渡過黃河挺進大別山區、其一部劉金軒第19縱隊也西進至鄂西鄖縣、鄖西一帶建立起根據地后，國民黨反動派感到漢中及西南大后方受到威脅，才派部隊在陜西安康、白河、湖北竹山、竹溪一帶布防守備。起初，認為這一地區是大巴山外圍，鑒于1932年紅軍由陜南入川在通、南、巴等縣建立根據地的舊事，將安康防務劃歸重慶行營主任朱紹良指揮，由整編79師方靖部(轄98、194、199三個旅)擔任守備。部隊布防情形大致是將兩個團分駐白河及以南教化街，一團駐竹山，旅部駐竹溪；其余一旅分駐平利、蜀河口、旬陽策應；以一旅控制在安康附近整補(199旅系后調旅)師部駐安康。據說，整79師駐防安康一年多，與19縱隊雙方遠隔，很少接觸，重慶行營亦不允許部隊過堵河東進。
1948年10月初，淮海戰役即將開始，國民黨反動派急于抽兵東調。那時我擔任整編57師師長(共轄兩個旅)，該師駐成都、重慶整補已接近完成。事前南京國防部第三廳副廳長許朗軒來電告知我，國防部對整57師使用有二案(1)外調南京作戰，(2)接替大巴山外圍整79師防務。后來經過研究，以路途太遠，船運困難，新兵太多，戰力有限，才將方靖師由安康經房縣東調宜昌，由我師去接防。當時我師各級官兵，都害怕開南京作戰，這樣部署都表示滿意。為防范逃兵節省時間，先用汽車運萬源，然后翻大巴山前往安康，駐重慶附近預四旅(旅長朱則鳴轄10、11、12三個團)先開，駐成都附近117旅(旅長尹呈佐轄349、350、351三個團)則利用西安回空汽車(當時西北補給都由重慶運去，回來多數是空車)先運至重慶，再轉萬源，師直屬隊逕運漢中轉安康。開拔時逃兵很多，有的團不僅士兵逃了不少，甚至連長及副營長也逃了幾個，都是戰敗被俘放回來的(整57師于1947年秋在魯西沙土集被解放軍殲滅大部才調成都、重慶整補)可見當時士氣低落，也了解到共產黨釋放俘虜政策偉大。
10月下旬，部隊到達前線接防完畢，我也趕往安康親自部署。起初仍按照整79師部署，以預四旅10、11兩團分駐白河及教化街，12團駐竹山，旅部駐竹溪。117旅351團駐平利，349團駐旬陽，350團控制在安康后方，師部駐安康新城(安康有老城、東城、新城三個城，新城為土圍子)。當時只知解放軍住鄖縣、鄖西一帶，實力不清楚，白河以東以北是雙方游擊區，整79師對情況也無交代，在陜鄂兩省交界線上，地方情況更是模糊不清。
【方靖（1900-1990），江蘇江都人，整編79師復軍中將軍長。1947年12月到1948年9月駐防安康；1949年2月4日在荊門戰役中兵敗被俘；1966年4月16日獲特赦；后任全國政協文史專員。】
兩度出擊均碰壁
11月初，我為摸清情況及練習部隊作戰能力，偕同副師長李則芬到竹溪視察前方地形，要求朱則鳴旅長親自出馬，率領駐教化街11團經順水寺向鮑家店黃龍灘游擊，并令駐白河10團抽一營兵力進占鮑家店西側高地作為掩護。事情很湊巧，解放軍白河縣長劉華也率領所部不到一團人，由鮑家店向順水寺游擊，便衣人員先到，看見我軍人多裝備齊也很驚奇。但是朱則鳴膽子更小，他到順水寺后，看見地方情況復雜，自己部隊訓練欠缺，后來查詢道路時又受騙，認為至鮑家店都是大山不能通行，就置北面一個營于不顧，在順水寺停留一天，下午聽到解放軍前來，不敢迎戰，就率領11團向南轉進。這樣劉華部隊就放膽進至教化街，將守備一個連擊退，將駐地搗毀，公路、橋梁破壞，電線桿砍斷。后來我抽調兵力增援，劉華部隊達到目的后，也自動離開，才收復教化街，恢復公路交通。第一次出動就不順利，部隊更為膽怯，我也受到重慶行營責備。
11月20日左右，我再抽調10、350兩團兵力，由竹山及極陽關分兩路向鮑家店前進。10團在半路上和劉華部隊接觸，利用迫擊炮優勢火力，擊傷數人，劉華部恐被包圍，就迅速經天河門主動撤回鄖西。350團進駐天河口，10團進駐黃龍灘。在天河口獲得馬數匹及糧食船只頗多，白河到黃龍灘公路也予修復，堵河以東的湖北保安團隊也取得聯系。同時，駐白河的團，也派有力部隊過漢水游擊，深入到甲河關及鄖西境內。因此，對解放軍的情況及地方情形漸搞清楚，便衣偵探人員更深入到鄖縣，知道19縱隊劉金軒主力抽去參加淮海戰役，留下只有二團多兵力。這樣我獲得小勝，查明情況，士氣稍振，就令各團守駐漢江以南堵河以西地區，繼續搜索解放軍情況，另作后圖。
12月初，師恢復為98軍(整57師原系98軍縮編)各旅恢復為師，官兵情緒比較興奮；同時得知淮海戰役正在難解難分，鄂西解放軍兵力空虛。我又不自量力，趁此機會想鼓勵士氣，指派駐黃龍灘12團協同湖北省保安部隊，向鄖縣以南十堰鎮等地區游擊，預定掃蕩三、四天后歸來，并指定駐鮑家店11團兩個營推進至黃龍灘策應。由于湖北省保安部隊要補充糧食，行動遲緩，紀律又差，消息不能保密。12團進至十堰鎮附近時，即和一部分解放軍接觸。戰斗約一小時，打傷幾人，解放軍即向西北撤退。當時我在報話機上接到消息，認為解放軍不向東退，而向西北轉進，似有截斷12團歸路意圖，因命該團于次日撤回黃龍灘固守。該團長照辦了，但因膽小而且缺乏作戰經驗，次日(12月5日)中午即匆匆回到黃龍灘，少數解放軍尾追，與殿后的湖北省保安部隊略有接觸。那天下午，他就麻痹大意認為平安無事，既未將部隊撤至堵河西岸(黃龍灘鎮在堵河東岸)又未設防戒備，堵河橋梁也未架設，更未來電話請示，就自動背水駐下，并囑前來策應的11團部隊撤回鮑家店。這樣到傍晚時，由鄖縣西側過漢江的解放軍約一團以上兵力，從小路秘密接近黃龍灘側擊，12團倉皇應戰，頓失常態，相持約2小時，解放軍進至鎮上，被第8連連長王佑泰率部沖鋒擊退。當時我在報話機上得知這種情況，認為可以守住，次早就有兵力到達援助，但朱則鳴師長當時在白河，與黃龍灘可直接通電話，他未征求我的意見，就擅令12團沿堵河東岸向西南撤退。因此該團人槍裝備均有部分損失。這次出去游擊又以失利告終。爾后數日內，由于報話機損壞，12團行動都無消息，我們很驚慌，不得不將天河口、鮑家店兩地部隊自動后撤集結，直到后來解放軍未過堵河追擊，才稍放心，但從此再不敢出去游擊，士氣也更不振。
李正先軍協守備
12月中旬以后，解放軍先向湖北保安部隊進攻，由黃龍灘向房縣方向壓迫，將湖北省保安部隊兩個團擊潰，隨即進攻房縣，駐房縣方靖軍199師（即整79師199旅)接戰失利，棄城翻山向興山潰退，房縣在12月下旬解放。這時98軍也奉命改歸胡宗南指揮、擔任掩護漢中東側安全任務，但仍須與重慶行營(這時改稱西南軍政長官公署，由張群任長官)密取聯系，鞏固大巴山外圍。胡宗南看見98軍只有兩個師，兵力單薄，擬調鎮安方面27軍李正先部前來協助(27軍轄兩個師，師長姓名及番號回憶不起)，李正先是以16兵團副司令名義兼任軍長的，因此，98軍歸他直接指揮。
房縣被解放后，竹山、竹溪感到威脅，我軍不得不調整部署，除留一個團(欠一營)固守白河等候27軍到達交防外，將主力約三個多團(11、12、350團及一營)集結在竹溪東面水坪、保豐間地區，對竹山方向嚴密防守。這里有一個古戰場(相傳是三國時的)地形相當良好，利于攻勢防御，我要朱則鳴師長率各團營長事先偵察準備，如解放軍再西進，即在此地決戰。1949年元月上旬，解放軍由房縣西進解放竹山，過數日又進占保豐，與我軍相距很近，我偵明解放軍不到兩個團，決定先發制人向他進攻。元月13日，我按預定部署，以三個團(欠一營)分三路向保豐進攻，以12團為預備隊在中央后跟進，采用兩面包圍態勢。企圖消滅保豐解放軍恢復竹山。當時我預定親到前線指揮，但是頭兩天胡宗南派第三軍軍長盛文前來安康了解情況(盛文這時才交卸西安綏署參謀長職務，出任軍長，他和我都是陸大第10期同學，感情很友好)并告知27軍李正先部還需半個月才能到達，現在房縣、竹山失守，陜南有些震動，故來研究部署，勸我慎重不必親去指揮。這樣就臨時改由朱則鳴在前線統一指揮，我只在安康陪伴盛文坐聽消息。那天微雨后霧大路滑，幾十米外看不見人，聯絡困難，朱則鳴及各團長都有些膽怯，行動遲緩，尤其擔任右翼包圍的350團各營都失了聯絡、行止不明。快中午時，霧稍退，忽發現解放軍主力也循小路向水坪竹溪前進。想利用大霧天對我軍奇襲，因此，雙方就形成了遭遇戰，朱則鳴即以預備隊12團加入進攻，團長親自帶隊沖鋒，將解放軍擊退。但左翼10團一個營進至保豐附近與解放軍接觸時略有傷亡，團長即叫喊得很兇。當時因雙方互有損失，并因天氣確實太壞，官兵都成為泥人一樣，就未前進。次日發現解放軍向竹山撤退，我因27軍未到，恐招意外，和盛文研究后，仍退守原防，未收復竹山、保豐，白河也只留一營等待交防，主力集結竹溪及以東地區。
1949年1月中旬以后，淮海戰役已近尾聲，大局已定，和談呼聲甚高，各地戰事停止，竹溪前面雙方實力相等，也就平安無事。爾后只有偵察監視行動，一直維持到5月中旬，雙方都無戰事及游擊活動。
1月下旬李正先率27軍到達，擔任漢江沿線防務，他派一個團接任白河城防，主力控制在遠后方，教化街也不再駐部隊。我曾建議白河前線兵力應加強，李正先未接受。同時，他規定98軍擔任安康通竹溪公路線上防務，應以主力守住水坪前面高地，作縱深梯次配備。98軍遵辦后，以尹呈佐117師接替第一線防務，將349、351兩團部署在前面，350團控制在竹溪附近。預四師則后調至關埡子、平利線上整訓作工，朱則鳴回駐平利，準備第二線作戰事宜。
守備安康的計劃
這里先談談國民黨反動派守備安康及其外圍計劃。安康到白河、竹溪、竹山、平利一帶，到處都是山地，面積很廣，由安康沿漢江至白河有三百多華里，全是羊腸小道，群山阻隔。安康至竹溪公路140多公里，竹溪至白河公路130多公里，比較利于用兵。但是只有兩個軍四個師兵力，欲守備這樣廣大縱深地區，事實上有很多困難。所以從整編79師方靖部擔任守備以來，就將安康至竹溪、白河地區分為四道防線：第一線為白河、竹溪線，重點放在白河。在這線上要盡量偵明解放軍情況，遲滯解放軍進展。79師駐防時，就是以兩個團駐在白河附近，當時房縣、竹山還未解放，竹溪前面水坪高地比較次要，但后來竹山解放時就轉趨重要了，也必須有重兵守備。第二線為蜀河街、平利、關埡子線。這線地形還好，但正面過廣，只在關埡子附近筑有工事，公路是由關埡子進來的，其北面銅錢關為交通要點，有小路可通平利及蜀河街。平利以北至漢江邊都是崇山峻嶺，部隊無法通過，所以重點放在平利關埡子間。第三線為旬陽、女媧山、大岳婦高地至洛河街線。這線地形也頗有利，女媧山、洛河街均筑有據點工事，但戰線也太長，補給困難，形成處處薄弱，所以只能遲滯解放軍前進，爭取時間在安康附近集結兵力決戰。第四戰線為安康附近高地及安康城垣。這里既可決戰也可固守，原來計劃是誘解放軍深入予以殲滅性打擊，以保安康；打擊不了則固守安康，并利用漢江有利地形阻止解放軍西進。但李正先指揮無方，既未照計劃辦事，又未親往前線視察地形和了解解放軍情況。他下達的作戰計劃，是紙上談兵與實際地形不符(陜南、鄂西只有十萬分一地圖很不正確)。如將銅錢關作為兩軍分界線歸27軍防守，但不派駐部隊就是一例。我曾一再建議他去前方視察，并派部隊防守銅錢關，他不但不采納，反向胡宗南打小報告說98軍紀律差，缺額多，沒有作戰能力，靠不住。其實27軍紀律更差，空額更多，后來事實證明，戰力反不如98軍。我和李正先也因小報告之故，暗中發生磨擦，成為后來不能合作的局面(李正先打小報告說我壞話是盛文在3月間秘密轉告我的)。
【李正先（1904-1983），浙江人，黃埔二期畢業，第27軍中將軍長。未經胡宗南授權而瞎指揮與劉勁持發生矛盾，陜南解放軍從兩軍未結合部打開缺口，使兩軍潰敗，他飛到臺灣掛著國防部高參頭銜領薪水養家糊口；其殘部27軍31師、47師于1949年12月在四川被解放軍全部殲滅。】
白河平利被解放
1949年4月初，我得知解放軍19縱隊劉金軒部主力參加淮海戰役勝利后，已返回鄂西，人槍裝備比前整齊并改稱解放軍19軍。4月下旬和談破裂，大軍渡江成功，解放軍19軍也有行動模樣，我們即加緊防范。到了5月中旬，我到前方視察部隊，知道前方消息完全被封鎖，便衣偵探無法出入，少數進去的也有去無還。當時我認為解放軍即將開始行動，前方兵力孤單，恐遭奇襲，回安康后，即向李正先建議將白河、竹溪部隊，主動后撤，將主力集結準備決戰。但李正先認為不會發生戰事，當面只有解放軍19軍一個軍，不敢進攻，不采納我的意見，反說我膽怯。經我正式提出要求，他才轉報胡宗南，亦未準允。延至5月29日，27軍派駐白河的一個團，在下午4時許，遭到解放軍19軍的奇襲，不到2小時，全團覆沒。當天電話電報不通，情況不明。隔了兩三天，由零星逃回官兵口述，才知解放軍主力進攻，猛不可當。這樣李正先才著慌，趕快請援，并要98軍守住前線。我則認為白河已失，竹溪孤懸在外，左翼空虛將被包圍，不能久守，要求縮短戰線，并要求27軍合作增援，李正先遲遲不肯作決定。到了6月上旬，形勢已很危急，李正先才勉強準許放棄竹溪，將98軍的117師部隊調守女媧山、大岳婦、洛河街之線，由預四師部隊擔任平利、關埡子之線守備，盡量阻拒解放軍前進，以待援兵到達。但時機已太遲，98軍的預四師布防尚未就緒，117師未撤到平利，解放軍主力已由白河經銅錢關、十八盤向平利猛進。這是一條小道，我曾幾渡派人偵察，認為山高路險大軍不能通過，無法預先派部隊駐守或作工，臨時，也只派一個營去守備。但解放軍所派的平利縣長，平時在城里打扮成賣筆的，將一切情形偵察得清清楚楚，屆時領路前來，驅逐少數在高山上警戒人員后，就迅速占領制高點，由高向下猛壓，98軍的一個營不支，逐步后退，平利縣城及公路交通受到威脅。次日，我派11、12兩團反攻，并將117師的350、351兩團也加入作戰，都被解放軍擊退。11團武器全失，人員星散，其余各團及朱則鳴師長率殘部由小道退保大岳婦、洛河街之線，女媧山則由27軍派隊接防，平利于6月中旬初解放。事后據逃回人員說，解放軍19軍在十八盤走了三天才通過完畢，騾馬及重武器均繞道而行，所以占平利后休息幾天并未追擊。后來看見大岳婦高地的117師350團的部隊，過于突出，威脅他的側背，才派部隊驅逐后仍撤回平利。這一次戰斗，98軍幸好及時由竹溪撤退，還能保全四個多團兵力，否則平利先被占領，后路被截斷，勢必大部被殲潰不成軍。不過解放軍因補給線過長，時進時停，27、98兩軍主力才得后撤。
調兵反撲遭慘敗
白河、平利兩城解放后，安康震動，胡宗南大不滿意，認為27軍、98軍作戰不力，特別對98軍責備嚴厲。經我一再說明當面地形及作戰經過，說明銅錢關是要點歸27軍守備，事前早請求設防，始終未派駐部隊；建議女媧山、洛河街線亦只能遲滯解放軍進展，不能固守，即反攻也很不利，須在安康附近決戰或固守較為妥當，亦未蒙采納。胡宗南因我是陳誠的人，不敢撤職處分，只指示懲辦下屬，整飭軍紀，因此不得不辦了幾個連、排長。
這時胡宗南急于收復平利，鞏固安康外圍，以確保陜南。于6月中旬，由石泉及秦嶺方面，抽調69軍、第3軍兩個軍增防安康，準備反攻。69軍謝義鋒部先到(該軍轄135、144兩個師)，第3軍盛文部正由秦嶺向石泉行進中，看情況再使用。謝義鋒是胡宗南的寵將，他到達安康和我們研究情況時，態度很驕傲，我將前方解放軍情況及地形介紹后，并說明各軍要互相協作。他阻止說：“很容易，看我的，只要一個師就可將解放軍19軍打敗，不要你們幫忙。”當時我是敗軍之將，只好默然而退。69軍隨即開駐老城女媧山一帶，沿途紀律很差，奸淫擄掠事件，層出不窮。謝義鋒吹噓135師戰斗力很強，派其最得寵的黃團為先鋒，沿公路向平利進攻，認為一經接觸，就可勝利。但黃團和解放軍的第19軍先頭部隊接戰后打了一天，毫無進展，反有損失。當晚謝義鋒才表現出驚慌，在電話上說解放軍作戰很頑強。次日重作部署，將27、69兩軍主力全使用上去，并由98軍派兩個團由大岳婦向平利側擊，威脅后路，解放軍才主動的撤至平利以東。后來再經過幾天的戰斗，由98軍派四個團攻下關埡子南側兩個高地，27軍主力也從十八盤后面迂回過來，解放軍19軍才撤退至關埡子以東，平利算勉強收復。這時李正先、謝義鋒等認為作戰勝利大功告成，就想守住關埡子線，不再前進，98軍也奉命退回守大岳婦、洛河街陣地，作第二線配置。過數日，李正先忽無理的要98軍派兩個團挺進到關埡子、竹溪中間地區搜索掃蕩(他們認為解放軍已經遠退，可以進去)經我說明解放軍并未失敗，這是不可能的，不肯執行。雙方爭執了幾天，最后商妥由98軍派一個團接任右側警戒(地名記不起)歸69軍指揮。6月下旬某一天，我派第10團到指定地點去接防，才知道原來69軍的部隊遠在指定地點后方20余里，兵力只有一營，也無通訊設備。我將情況據實轉報揭穿虛偽后，李正先才再命令第10團次日向指定地點推進。真湊巧，第10團先頭營到達時，即碰上解放軍迂回部隊的進攻，迫擊炮火很烈，營長羅文泰傷重被俘。該營受到重大損失后退，幸全團適時趕到，支持了一夜。次日拂曉，關埡子正面的69軍部隊，遭到解放軍猛擊，只數小時內就被包圍，144師全部被殲，師長符樹蓬被俘(后釋放回來)，135師及27師部隊，都有很大損失。135師師長唐明德及團長黃某通過大岳婦我軍陣地后逃時，狼狽不堪，所剩實力無幾。幸虧頭一天第10團適時到達，阻住解放軍迂迥，否則截斷公路，謝義鋒本人也會被俘。98軍這次無大損失，第10團從小路撤回洛河街后面。后來謝義鋒率殘部不到兩個團重過安康西開整補時和我會面，垂頭喪氣，再不敢狂妄自大了。
【謝義鋒（1907-1987），耒陽人，黃埔四期畢業，第69軍中將軍長。在安康戰敗去臺灣，任國防部參謀；其殘部69軍唐明德135師被解放軍殲滅于四川，歐陽明84師投誠，144師師長符樹蓬在平利被俘釋放歸隊率部起義。】
安康近郊爭奪戰
69軍被殲后，胡宗南及李正先等才相信解放軍戰斗力堅強，只解放軍19軍一個軍，就將27、69、98三個軍6個師打得七零八落。他們深恐解放軍乘勝進占安康，一面嚴令27、98兩軍殘部守住女媧山、大岳婦、洛河街之線，爭取時間；一面將第3軍(轄123師及陳崗陵師)急調安康。98軍不得不將全部5個團兵力拉上大岳婦、洛河街陣地布防，27軍則以較完整的兩團預備隊守女媧山。第3軍原來已向安康移動，因69軍收復平利，又回駐原防，這時才再急忙仍調安康。從此可見胡宗南等判斷的錯誤和指揮的慌張。7月上旬，解放軍19軍休息了幾天后，再開始進攻，將重點指向女媧山南面98軍351團陣地，這是安康通平利的老大路(公路繞山而轉)地形比較隱蔽易于接近。98軍部隊接戰了兩三天，一再增援并利用預先構筑的工事，都支持不住，補給品也輸送不上去。第三天陣地將被突破，要求27軍在女媧山的部隊出擊，李正先已允許于早晨8時出動，但該兩個團遲不行動，候至12時還無消息。這樣117師將被包圍，不得不逐步后撤，退至安康近郊，預四師則向嵐皋方向撤退，掩護右側，在女媧山的27軍部隊并未接觸，也隨同向安康撤退。這時第3軍陳崗陵師(番號記不起)到達，在安康城南高地上布防，由漢中調來機械化炮兵一個多團，也開到漢水北岸。98軍主力奉調守旬陽至嵐河口沿漢水北岸線，一部守嵐皋，27軍殘部守安康老城。從總的部署來看，是胡宗南的參謀長羅烈采納我的意見，在安康城郊進行戰斗，能戰則決戰，不能戰則守的辦法。這次他們比較幸運，因為第三天解放軍19軍進至安康附近，和陳崗陵師爭奪高地，已經攻下，陳師一個團損失相當重大，后因反動派用炮火猛烈支援，陳師又全力反攻，解放軍19軍沒有炮火，高地又被奪去，加上作戰已近兩個月，道路太遠補給困難，時屆夏令，民夫也要回家生產，解放軍19軍就停止進攻，自動向平利后撤。陳師就宣稱反攻勝利，但也不敢追擊，更不敢前進收復平利恐遭反擊蹈69軍覆轍。后來陳師在原陣地上呆了三、四天，偵明解放軍確已遠撤，才敢離開高地集結休息。
安康南郊戰事停止后，陜南作戰已大致結束。爾后只有9月間在嵐皋及兩河關(鎮安南面)兩處有零星接觸，經98軍各派兵一團前往，因系解放軍地方團隊，就迅速退去恢復原態勢，直至11月底都平安無戰事。
約在7月下旬，胡宗南調整安康防務，第27軍殘部西調整補，由第3軍軍長盛文指揮第3軍、98軍兩軍共4個師負陜南東面防務。第3軍陳崗陵師駐安康老城及東城，構筑堅固工事固守，新城及城南高地均放棄；第3軍軍部駐五里鋪，123師控置在五里鋪附近作為機動部隊。98軍主力仍擔任旬陽至嵐河口沿漢水西岸守備，一部守嵐皋城，也留有一、二團機動部隊，軍部駐恒口鎮，另設前進指揮所于漢水西岸。這樣的部署直維持到11月初。
逃離安康時部署
8月上旬，胡宗南在西鄉召集第3軍、98軍主官及有關人員開檢討會議，事后宣布李正先、謝義鋒二人撤職(當時李正先、謝義鋒二人均不在場，等于不處分)，27軍、69軍兩軍部撤銷，該兩軍各縮編為一個師。27軍保留某師，69軍保留135師，調四川后方西昌等地整補。李正先指揮無方，胡宗南不嚴責李本人，反遷怒在參謀身上，將27軍參謀長王某及參謀處全體人員，全部撤職永不錄用，這事荒唐已極，使人啼笑皆非。那天盛文得到口頭獎勵。我認為同是戰敗部隊，應同負責，請求撤職查辦，胡宗南未允許，反說我事先有建議部署還正確，部隊損失不到兩團，加緊整補，即可恢復戰力，加上我是陳誠的人，所以不獎不罰。事后他派來11團新團長陳以恒，想掌握我軍實力（胡宗南人事控制直到團長)。
陜南從7月下旬以安康城為據點隔漢江對峙后，8、9、10三個月大體上平安無事，也確實偵明解放軍主力將由川東湘西進攻，這方面全無活動，人員已撤走，防務很輕松。到了11月初，解放大西南戰事已經發動，胡宗南部隊也準備放棄陜南，急于進入川西北，他通知我們于11月3日要到石泉茶亭鎮開會，部署陜南安全撤退的防務，地點選在漢中及安康的中間，便于雙方人員當日到達開完會后回去。當日由安康前往的為盛文、劉勁持及第3軍陳崗陵、鄧宏義兩師長共4人。胡宗南率參謀長羅烈及袁樸、李崑崗、沈策、徐經濟等由漢中乘吉普車前來，王凌云由西鄉來。胡宗南在開會后，當場規定第3軍盛文全部即日開成都，安康城防由98軍派隊接替，掩護秦嶺上面全部軍隊撤退后待命撤至城口萬源。他問我能否達成任務，我答以1個月內可以做到。另委徐經濟（黃埔一期，陜西人）為陜南行署主任兼游擊總司令，在陜南地區建立游擊根據地；王凌云以豫西行署主任名義兼豫鄂邊區挺進軍總司令，先開至安康建立根據地，掩護98軍撤退后相機向豫西挺進。他們2人都無正規部隊，只有地方團隊及自己帶來的一些直屬部隊和政工人員，實力有限，后來也未發揮作用。這就是胡宗南對安康最后一次的防務部署。會后他還要盛文、劉勁持、陳崗陵、鄧宏義4人參加新國民黨(一說是精忠救國會)在蔣介石像前舉行宣誓儀式由胡宗南親自監誓。第3軍于11月5日即西開漢中，安康城防由98軍預四師接替。王凌云也率所部于11月中旬到達五里鋪附近，實力不到一團。徐經濟規定在石泉設立行署，是否照辦不得而知。
到了11月下旬，解放軍進入川東接近重慶，胡宗南部急忙調川應戰，在秦嶺部隊都全部撤過漢水南岸，胡宗南本人也逃往成都，只留參謀長羅烈在漢中主持。他于11月25日電話通知我說：川東戰事很緊張，秦嶺部隊已全部安全撤下，98軍可于明日開始向城口萬源撤退，擔任大巴山守備。98軍遵示于26日夜撤出安康城分三路撤退，一路(預四師一個團)由嵐河口經嵐皋撤至城口，一路(預四師主力)由安康經紫陽撤至萬源，主力(軍部及117師)循公路撤至石泉后經油車壩鎮巴道先撤至鎮巴。除嵐皋一路與解放軍稍有接觸外，余均平安無事。到鎮巴時已12月1日，知道重慶已解放，又奉命全軍開通江，以后即進入四川境內，最后98軍在閬中附近起義。當第3軍撤退時，胡宗南命令將陜南壯丁全部拉走，騷擾不堪。98軍撤退時，復命將公路及橋梁破壞，船只炸沉，物資燒毀，98軍未全照辦，只將公路要點破壞一部防解放軍追擊。王凌云部在98軍撤退時不敢進駐安康城，他們隨同98軍后面也向紫陽撤退，安康在11月28日解放。
國共名將趙壽山
趙壽山（1894-1965），陜西戶縣人，1924年春參加楊虎城部隊，歷任排、連、營、團、旅、師、軍長，集團軍總司令。1942年底被毛澤東批準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1947年進入解放區，1948年1月任西北野戰軍副司令員（司令員彭德懷）、前委委員，1949年9月為第一屆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新中國歷任青海省政府主席、陜西省省長、省委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國防委員會委員等職。
西安事變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二將軍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趙壽山作為17路軍的核心人物參加了這一偉大事件。
1935年10月，時任17路軍17師51旅旅長的趙壽山借看病之名向楊虎城請假離開部隊，先后到北平、天津、上海等地觀察形勢。期間，他經常接觸楊明軒、趙葆華、楊曉初、李馥清、韓述之等進步人士。通過學習閱讀進步書籍和與他們交流，思想發生了很大變化，明確了反蔣聯共抗日的救國方向和辦法。
1936年10月，趙壽山回到陜西。他在西安事變前與楊虎城最后的一次談話中，提出了捉蔣的大膽想法。
1936年12月11日晚9時許，楊虎城派小車將趙壽山接到綏靖公署住所。趙壽山剛進門，見到楊的秘書王居仁和警務二旅旅長孔從洲，就問楊找他有何事，王成仁說：“主任要親自對你講。”此時，趙已知道有行動，他見孔從洲在一旁低頭沉思，就說：“從洲，請你給我找一張西安市的地圖來。”孔說：“我這里帶的有。”隨手從衣袋里掏出一張圖。趙壽山正展開圖看時，楊虎城喊：“壽山，快來！”趙到內室后，楊說：“今晚要行動，叫你來商量作戰準備。”趙問：“是否通知了馮欽哉師長？”楊說：“沒有通知，來不及了。”趙問：“孫蔚如師長、李興中參謀長知道不知道？”楊說：“沒有通知他們。”趙壽山說：“馮遠在同州，來不及可以另派人通知；孫蔚如、李興中是否現在可以請來予以說明，共舉大事。”楊問：“把他們請來，他們如果不同意怎么辦？”趙說：“孫蔚如與你在一起多年，他心里也許不同意你的主張，但是你下了干的決心以后，他會跟著你走的。把他找來在你左右商量些大事有好處。”楊問：“那么李興中呢？”趙說：“時甫（李興中的號）比我還激烈。我這次回陜以后，跟他談過多次，曾和他談到蔣逼我們‘剿共’，是要消滅我們的，我們必要時可以扣蔣。他聽了非常高興，積極表示贊同。我看他是真正贊同，沒有問題。”楊虎城聽了，說：“時甫還是這樣。”表示很高興。隨即趙壽山和王居仁把孫、李接到綏署。之后，就分了工。楊虎城與孫蔚如在綏署掌握全局，軍事方面交給趙壽山和李興中商定。楊命他們立即研究提出一個軍事計劃。
軍事計劃命陜警備二旅孔從洲旅長擔任解除憲兵團、保安司令部、警察大隊、省政府常駐機構駐憲兵連和西關飛機場駐軍的武裝，并占領飛機場；增派許權中為副旅長。命炮兵設在西安北城門上，對西安車站方面警戒，準備對外來敵軍轟擊；命西安綏署衛士隊200人擔任楊將軍公館和綏署的警戒；命物務營長宋文梅負責逮捕西京招待所蔣系軍政高級官員……趙壽山將計劃向楊虎城作了匯報。楊表示同意，任命趙壽山為行動總指揮，說：“我們準備好等張副司令來確定后，與臨潼統一行動。”不久，張學良帶了11名軍官來了。“虎城兄，干不干？不干了就取繩子，我將我的這11員大將都帶來了，你趕快叫人去拴，拴了送往南京給你升官領賞。”趙壽山和楊虎城、孫蔚如等人聽了，孫說：“副司令，我們這些人絕不會出賣朋友。”當夜，張學良未歸，在楊虎城處共同指揮戰斗。
1936年12月12日晨約5時許，趙壽山聽到臨潼有槍聲。趙向張、楊請示后，即放了信號槍，各部隊同時開始行動。約到7點30分，大部分敵人已被消滅，槍聲停下來，只有新城北門外警察大隊一連武裝還在頑抗。趙壽山即嚴令教導營長李振西說：“限半小時內消滅新城北門外的據點！”李如限完成任務。上午8時，西安的軍事行動全部結束，趙壽山向張、楊報告了解決戰斗的情況。南京軍政大員也被全部逮捕。9時許，蔣介石被押送到西安，即住在綏署大樓。
1936年12月12日，為了迅速安定西安市內的秩序，楊虎城任命趙壽山為西安市公安局局長。西安《解放日報》的報道《公安局長趙壽山告誡部屬闡述一二·一二意義》消息中說：“他是號召全體警士，愛國家救民族的警士，不要做那帝國主義者的走狗漢奸的工具……” 1936年12月19日，楊虎城為了準備對南京“計伐軍”作戰，擬將17路軍主力部隊集結到涇陽、三原一帶，任命趙壽山為渭北警備司令，駐三原縣，統一指揮在渭北的17路軍。臨行前，楊虎城說：“今后任務重，一個是準備防御戰，一個是聯絡紅軍，并將渭北群眾發動起來，武裝起來，以備萬一，望你努力。”趙壽山到三原后不幾天，巡視了渭北10多個縣，對部隊作了動員。
擔任師長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由于蔣介石背信棄義，17路軍被縮編為38軍，趙將軍被任命為該軍17師師長。抗戰爆發后，楊虎城將軍即被蔣介石逮捕。趙將軍對此極為不滿，多方呼吁營救。蔣介石以抗戰為名，大肆排除異己，命令38軍各師分別開赴華北抗日前線。
趙壽山在抗戰中機智多謀，英勇善戰，先后參加了河北保定以北新安鎮一線的阻擊戰以及漕河戰役、阜河戰役，轉戰于大沙河、滹沱河之間，游擊于“青紗帳”里，殲敵甚眾。
1937年10月間，17師13000余人，奉命扼守山西娘子關正面陣地。在反復爭奪關口外的雪花山主陣地、奪取井陘車站、退守砭驢嶺戰斗中，趙將軍率領全師官兵在槍林彈雨中血戰13晝夜，重創敵軍，使娘子關正面陣地巍然屹立。后因參戰各軍企圖保存實力，同床異夢，右翼潰退，后方受敵威脅，不得已撤出陣地。
同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山西境內國民黨軍隊紛紛向晉南潰逃，17師已疲憊不堪。中共為了保存這支抗日武裝力量，商同趙將軍在晉西八路軍留守兵團駐地休整。在此期間，趙將軍先后到綏德、延安等地參觀學習，受到毛澤東、葉劍英和其他領導人的接見，決心與共產黨合作抗日。
1938年秋，蔣介石把原17路軍改編為38軍和96軍兩個軍。趙將軍任38軍軍長，進駐平陸茅津渡一帶，背靠黃河，面向日寇，開展了長期的斗爭。這年冬天，趙將軍舉辦干部培訓班，改造舊軍官，培養新干部，以國共合作抗戰為主旨教育。這對提高部隊的戰斗力，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為38軍能在中條山堅持兩年四個月戰斗，先后粉碎日寇11次掃蕩提供了堅實基礎。
蔣介石于1941年1月間，下令調38軍到黃河南鞏縣、汜水、滎陽一帶集結。不久，中條山就被日軍占領。38軍作為河防軍之一，固守黃河鐵橋南端邙山頭橋頭堡陣地兩年多，一直堅持抗戰。在此期間，趙壽山還曾捐款兩萬余元，為鞏縣小黃冶興辦一所小學。當時在秦、晉兩地流傳著這樣一首民謠： “趙壽山、李興中，率領陜西冷娃兵，中條山上打日寇，嚇得鬼子一溜風……” 在兩年多的時間里，日軍為拔掉中條山的中國守軍發動了多次掃蕩圍剿，但是日軍始終未能拿下中條山的中國守軍，不禁哀嘆：“中條山盲腸炎，紅鼻子將軍趙壽山，寧打中央軍一個團，不打三十八軍一個連”。國軍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稱38軍為中條山“鐵柱子”。跨過黃河對于日軍來說始終是一個夢。
中條山戰役，不僅使中國腹地的千萬百姓免遭日寇鐵蹄蹂躪，更阻止了日軍打通西北、西南大信道，為日后的戰略反攻贏得了寶貴的機會，而趙壽山作為主要指揮將領是功不可沒的。
中條山戰役
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日本閃電般攻城略地；1938年3月，日軍牛島、川岸師團兵臨山西風陵渡。
楊虎城將軍因“西安事變”被迫出國，臨行前，將西北軍交給兄弟孫蔚如，一再告誡：一定要牢記“兵諫”之初衷，一切以抗日大局為重……“蘆溝橋事變”后，孫蔚如向蔣介石請戰，并向國民和陜西民眾盟誓：余將以血肉之軀報效國家，舍身家性命以拒日寇，誓與日寇血戰到底！但聞黃河水長嘯，不求馬革裹尸還！
蔣介石批準孫蔚如請戰要求，將孫蔚如為軍長的38軍（楊虎城的17路軍在西安事變后被編為38軍）擴編為31軍團，由孫蔚如任軍團長；下轄38軍（軍長趙壽山）和96軍（軍長李興中）；17師、177師師長分別由耿子介、陳碩儒擔任。
1938年7月，三萬名“陜西冷娃”組成隊伍夜渡黃河，開進黃河北岸中條山。黃河北岸中條山是一條東北西南走向山脈，長約三百余里，是黃河的一道天然防線。
這支軍隊在中條山堅持抗戰三年，先后粉碎日軍的十一次大掃蕩，使日軍始終未能越過黃河，進入西北。而我軍也有2.1萬人犧牲在中條山下、黃河岸。
舉辦教導隊
1938年1月初，國民黨38軍17師師長趙壽山秘密訪問延安時，接受了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關于“培養干部、改造部隊”的建議。回到西安后，即在中共陜西省委的幫助下，成立17師教導大隊。7月，趙壽山升任38軍軍長后，改為38軍教導隊，后又改為第四集團軍總部干訓班等。六年連辦五期，培養了1500余名有文化、年紀輕、思想進步的抗日干部。其中共產黨員500余人。對38軍地下黨的發展壯大、部隊的政治改造和戰斗實力的增強，做出了重大貢獻。
扼守娘子關
抗日戰爭開始后，第38軍（原屬第17路軍）之第17師與第177師第529旅在陜西渭北地區集結誓師，群眾數千人熱烈歡送，軍民同仇敵愾。在《犧牲已到最后關頭》的抗日歌聲中，第17師官兵懷著抗戰到底的決心，于1937年8月8日到達渭南車站，乘火車開赴保定，布防于保定以北新安鎮一線，配合第51軍，阻擊敵人。第529旅奉令開赴晉北作戰。
中秋節前后，日軍兩個師團向南進犯，孫殿英部一觸即潰，第17師在漕河一帶抗擊敵人。在敵飛機、大炮的狂轟濫炸下，部隊付出重大傷亡，但卻堅守了陣地。不料關麟征第51軍撤離前線，日軍直逼保定。第17師與指揮部失去聯系，且有被敵包圍之可能，師長趙壽山接受旅、團長的建議，沿平漢線后撤。在保定東南的阜河一帶，又與敵展開白刃格斗。兩次戰斗斃敵數百人，自己損失約一個團。第49旅和第51旅各團均縮編為兩個營。
10月，第17師歸馮欽哉指揮，開赴娘子關，奉命在關外雪花山。乏驢嶺一線迎擊西侵之敵。乏驢嶺，雪花山皆為石山，構筑工事困難，只能用麻袋裝土做成掩體。
10月12日晨，日軍川岸文三郎第20師團開始向娘子關一線進攻。敵人首先從井陘方面出擊，雪花山首當其沖。經數日之戰斗，敵人被挫于我陣地前，但舊關曾萬鐘第3軍陣地卻被日軍突破。趙壽山即率主力從乏驢嶺右翼出擊，以迅猛的動作直指井陘車站，以阻止日軍后續部隊向舊關前進。當時，日軍后續部隊剛到井陘車站，正在休息，突遭第17師沖擊，紛紛逃竄。我繳獲大量軍用物資。但在前一日夜，日軍襲占了雪花山。因此，正當主力在井陘車站掃蕩殘敵、清理戰場時，占領雪花山之敵居高臨下以強大之火力向車站狂射，原車站逃竄之敵也反撲回來，包圍第17師。這樣，部隊不得不放棄所繳獲的軍用物資撤離車站，向雪花山方向轉移。我師在雪花山背后發起反沖鋒，重新占領雪花山陣地，并將違令放棄陣地的團長張世俊予以正法。
敵人繼續向我主陣地乏驢嶺方面猛烈進攻，曾以燃燒彈、毒氣彈向雪花山射擊。雪花山反復易手五次，戰斗空前激烈、殘酷。第102團共產黨員連長張登第率部堅守陣地，英勇奮戰，全連壯烈犧牲在陣地前，無一人生還。血戰九晝夜，部隊付出重大傷亡，兵力漸感不足，遂縮小正面防線，沿鐵路隘口防守。直到右翼友軍潰退，第17師才不得不撤出陣地。以后部隊成立了一個劇團，起名《血（雪）花劇團》，來紀念這次戰斗。并編了一首戰歌：我們在乏驢嶺上，誓與陣地共存亡。我們在雪花山上，血花扶著我們的刀槍。井陘車站奪大炮，娘子關外毀車輛……隘舊關守軍撤退，部隊由娘子關正面轉移到北面的驢橋嶺。第38軍教導團在李振西的率領下和曾萬鐘的第3軍一部，正在下盤石的后山迎擊前進的日軍。第17師一部也由驢橋嶺一線主動出擊，襲擊日軍側后，阻滯了日軍前進。此后，突破娘子關陣地右翼的日軍向陽泉進攻，第17師才撤離娘子關。此次戰斗由于堅守陣地有功，曾受到電令嘉獎。
第17師向陽泉撤退途中，八路軍總部曾派兩名軍事干部來到部隊，趙壽山分別委派這兩個同志擔任師特務連副連長和排長職務。他們開展宣傳鼓動工作，幫助鞏固了部隊，直到第17師到太原附近，才奉命離開。這時，第17師每旅只能編為一個團，又無補充來源，僅靠撿拾武器彈藥和物資來補充自己，11月4日，第17師奉令到太原東郊山地陳家峪、敦化坊一線設防。5日，與猖狂西進的日軍激戰5小時之久，但這時由忻口南下之日軍一部已攻進太原北關，太原外圍部隊均在撤退。第17師遂向太原南關轉移，11月6日跨過汾河，撤至離石縣以西磧口鎮一帶收容整訓。第17師從陜西出發時共有1萬3千余人，此時只收容到1千2百余人。
部隊到磧口鎮時，八路軍留守兵團組織當地群眾敲鑼打鼓，扭秧歌，夾道歡迎。不久，延安中共中央派南漢宸率慰問團代表黨中央毛主席來到磧口慰問第17師官兵。南漢宸曾多次講話，分析抗戰之形勢，中日國力之對比，闡明堅持抗日、抗戰必勝之道理。南漢宸根據中央指示，幫助部隊地下黨整頓發展了黨的組織，并由八路軍留守兵團協助部隊整訓。師長趙壽山頒行三大禁令：禁嫖、禁賭、禁吸大煙，懲辦了個別違犯禁令的軍官。
1938年元月，第17師從磧口西渡黃河到綏德地區休整補充。駐防黃河西岸的是肖勁光旅。八路軍官兵和第17師舉行聯歡，交流作戰經驗。肖勁光在接見部隊講話吋，肯定了第17師抗擊日軍的成績，贊揚了第17師將士的流血犧牲，極大地鼓舞了士氣，增強了第17師官兵重上戰場殺敵的決心和信心。
部隊到綏德后，趙壽山師長去西安，路經延安受到毛主席、葉劍英等同志的接見。地下黨也派蒙定軍去延安匯報請示工作。
第17師在綏德休整近一月后，開到延川從延水關渡黃河，經永和、隰縣抵洪洞縣集結待命時，朱德總司令來到部隊，給連長以上干部講話，鼓勵部隊要團結一致，抗戰到底。朱總司令在部隊停留了一整天，同剛從西安返回的趙壽山做了長時間的談話，對趙鼓勵慰勉。隨后部隊經由浮山、陽城抵晉東南之晉城附近，編入第二戰區東路軍序列，歸朱總司令和彭德懷副總司令指揮。
批準入黨
毛澤東批準國民黨將軍趙壽山入黨記 一一1942年11月7日夜，國民黨38軍中將軍長趙壽山突然接到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給他的電報： “勤兄： 一、可否派貴處郝克勇來和我一談，請裁復。 二、今后通報改用公明勤三字。 弟公叩虞辰。”（“公明勤”是毛主席規定的通訊代號：“公”代毛澤東，“明”代中共38軍工委，“勤”代趙壽山；“虞”韻目代日指7日，“辰”日式計時法指7到9時）
在趙壽山軍長正苦于與中共中央聯系不上的時候，毛澤東的來電給了他一個驚喜。他拿著電報進入內室，掩上門。一個人邊看邊想：毛澤東親自給我拍電報，指名要郝克勇去延安向他匯報部隊的情況，這說明中共中央、毛澤東對38軍的關懷與重視。當時國共兩黨的關系又趨緊張，蔣介石對38軍的監視與迫害日益加劇。在此種情況下，毛澤東親自規定聯絡代號，這是為了保密，為了加強中共中央與38軍的聯系。想到這里，趙壽山由衷地感到欣慰。他禁不住地點頭自語：“這就好了！這就好了！”
一電激起千層浪，漫漫往事涌心頭。 這天夜里，趙壽山心潮起伏，思緒萬千。他考慮著向毛澤東匯報的內容和請示的問題，考慮如何向郝克勇好好交代，走哪條路線比較安全，但他考慮最多的是向毛澤東申請參加中國共產黨的問題。 趙壽山要申請入黨決不是一時的偶然想法，而是他長期追求進步、追求真理的必然選擇。 他出生在陜西戶縣一個貧苦佃農家庭，自幼抱著“富國強兵”的心愿投筆從戎。先在馮玉祥部隊任教官、參謀。1924年春，幕名投奔堅持靖國軍旗幟的楊虎城部隊，跟隨楊南征北戰，歷任排、連、營、團、旅、師、軍長等職，逐步成為17路軍著名的愛國進步將領。他對共產黨的了解與認識，有個過程。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趙壽山對蔣介石的對外妥協、對內內戰的政策深為不滿。日軍企圖侵占華北，進而滅亡全中國。與此同時，蔣介石又逼迫17路軍進攻陜北紅軍。面對外患內亂、國將不國的嚴重形勢，趙壽山焦急苦悶，一籌奠展。1936年春他以到外地看病為名，觀察形勢。他在上海考察時，遇到幾位陜西籍中共地下黨員楊明軒、楊曉初等人，在他們的幫助下，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找到了救國道路。在他們的引導下，他還閱讀了《社會發展史》、《政治經濟學》和《國家與革命》等馬列主義著作，新鮮的革命理論使他對共產黨之進步、國民黨之反動有了較深刻的認識，逐步樹立了反蔣聯共抗日的思想。回陜后，遂向楊虎城上書，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聯合共產黨與紅軍，聯合東北軍等主張。
1936年西安事變時，趙壽山（時任17師51旅少將旅長）擔任17路軍軍事行動總指揮，指揮部隊解除了西安地區的蔣系反動武裝，扣押了國民黨十多名軍政大員，為逼蔣聯共抗日立了大功。趙壽山是幸運的，正是西安事變使他第一次見到了中共和紅軍領導人周恩來、彭德懷、任弼時、賀龍等同志。在與他們的頻繁接觸與交談中，對共產黨和紅軍有了直接和深入的了解與認識，當時向彭總明確表示了希望參加共產黨的心愿。在中國的歷史進程發生重大轉折的時候，趙壽山的政治傾向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
1937年“七七”事變后，趙壽山堅持聯共抗日立場，在與共產黨八路軍北抗日寇、南斗重慶的實踐中，他的思想覺悟有了進一步提高。1938年1月秘密訪問延安時，毛主席親切地會見了他，給他闡述了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路線，提出了“培養干部，改造部隊”的建議，約定了日后聯系的辦法，使趙壽山受到了巨大的鼓舞，政治視野更加開闊。他當即向毛主席明確表示愿意接受黨的領導，執行黨的指示。正如他自己所言，延安之行成了他政治生命的新起點。
但在國共合作的高潮時期，趙壽山一度“覺得身為國民黨高級將領，只求在抗戰、團結、進步的方針下，與中共一道對民族、對人民有所貢獻，于愿已足，似無須取得黨籍增加不便。但是，蔣介石迫害17路軍，迫害38軍的罪惡行徑，徹底打破了他的這種想法。 他忘不了，17路軍一直被國民黨視為“雜牌”，受盡了歧視、排斥之辱，吃盡了分化、瓦解之苦。西安事變后，蔣介石對他和38軍更加忌恨與仇視。國民黨特務機關攻擊趙壽山，說“他思想左傾，跟他多年的秘書是共產黨。西安事變時主張扣委員長，并且堅決反對釋放。西安事變后，他認為受壓迫，受歧視，對楊虎城被監禁極為憤慨。他一直反中央，對委雖長公開謾罵”。蔣介石則認為他“親共”、“通共”、“容共”，罵他是共產黨的“應聲蟲”，“越訓越壞”，“三十八軍皆赤化”。
因此，1940年10月，蔣介石將整個第四集團軍由中條山調到豫西，進一步加緊了對38軍的政治迫害。電令特務機關，說38軍的37名旅團營連干部都是共產黨嫌疑分子，要一律押送重慶、洛陽勞動營受審。趙壽山想到這里，義憤填膺，怒火中燒。他想，這37人都是我的政治軍事骨干，若把他們都送到勞動營，都被打成共產黨分子而加以處置，38軍不就完蛋了嗎？我這個軍長不就完蛋了嗎！他強烈地意識到，國共合作的前途愈加緲茫。敵我斗爭已到了生死關頭。還考慮什么，還猶豫什么呀！蔣逼我反，我不得不反。參加中國共產黨是我惟一正確的政治選擇。 這天夜晚，趙壽山思緒如潮，久久未眠。
趙壽山申請入黨 第二天晚上，他約見郝克勇，一見面就說：“延安來電報了，毛澤東指名要你去匯報，你知道了吧？” “我知道了。” 兩人落座后，趙壽山的雙目瞇視著郝克勇問；“毛澤東主席指名要你去匯報，你和他熟識嗎？” “我和毛澤東沒有見過面。” “沒見過面，那他為何點名叫你去延安面談？” “毛主席知道我和你的特殊關系。” “噢！”趙壽山有點驚異地問，“你給叔說，你究竟在共產黨內擔負什么責任啊？” “代表共產黨組織和你聯系。” “噢！原來是這樣，這就好了。”趙壽山高興地點頭道，“咱們部隊的情況你都熟悉，由你去向毛澤東匯報，我就放心了。”
趙壽山點燃了一支土雪茄煙，一邊吸著，一邊若有所思地說道：“去年，蔣介石迫害咱們部隊，要37名干部受審，搞得很緊張。我們派張西鼎（中共黨員）去中共陜西省委匯報情況，請示方針。至今不但人去未歸，而且杳無音信。以后又托伍云甫（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處長）詢問過幾次，也無回音，使人十分焦急納悶。現在好了，毛澤東來了電報，你可以作為我的代表，把咱們部隊的情況如實向他匯報，請毛澤東給予指示。”
郝克勇（后由毛主席為其改名范明，陜西臨潼人，1932年入團，1938年轉黨，解放后任西藏工委書記、西藏軍區第一副政委等職）的父親郝鵬程是楊虎城的結拜兄弟、趙壽山的故友，所以趙、郝有叔侄之稱。
1938年中共陜西省委派他到38軍做上層統戰工作，后任38軍地下黨工委委員。工委負責人看到毛主席要郝克勇去延安匯報的電報后，即決定由他與趙面議定奪。趙軍長同意他去延安向毛主席匯報，他自然十分高興，不住地點頭稱好。
趙壽山對這個任務十分重視，臨行前，他千叮嚀，萬囑咐，就匯報的內容、請示的問題與郝克勇密談了好幾次。在最后一次談話時，他鄭重地講道：“我要入黨。請你到延安后代我向黨中央、毛澤東報告，我申請參加中國共產黨。”
郝克勇在38軍工作多年，深知趙壽山聯共、反蔣、抗日立場堅定，旗幟鮮明，是十七路軍高級軍官中的左派將領，所以，聽見趙壽山要求人黨，他感到十分驚喜，遂高興地說，“軍長，我一定把你的入黨申請報告毛澤東。”
1942年11月中旬，郝克勇由一個排護送趕赴延安。進潼關后先到臨潼櫟陽老家。翌日由中共陜西省委派來的聯絡員衛平把他接到涇陽縣口子鎮。當日午夜秘密闖過國民黨封鎖線，經過馬欄等地，于11月下旬到達延安，住在西北局招待所。 毛澤東批準 12月上旬某日下午2時許，郝克勇由西北局副秘書長楊清（歐陽欽）陪同到棗園向毛主席匯報。一次沒有匯報完，又接連匯報幾次。在座的有黨中央和西北局的負責同志任弼時、高崗等。
郝克勇按照趙軍長和工委批準的匯報提綱，向毛主席詳細地匯報了38軍北抗日寇、南斗重慶，在日蔣兩種力量的夾縫中求生存和求發展的情況，重點匯報了我黨的統戰工作和我黨的建設兩個問題。
毛主席一邊聽，一邊作記錄，不時插話詢問某些事情的細節。他特別對38軍主要將領的歷史背景、思想動態感興趣，反復進行詢問。 當郝克勇匯報趙壽山軍長的情況，講到他要求加入共產黨時，毛主席高興地抬頭“噢”了一聲，遂說，“要求入黨好啊！”
毛主席對趙壽山將軍的情況是比較了解的。1935年10月，黨中央經過長征到達陜北后，很快開展了對十七路軍的統戰工作，他親自給楊虎城、杜斌丞、孫蔚如寫過信，先后派汪鋒、王世英和他的秘書張文彬到西安與楊虎城談判，并訂立了互不侵犯、共同抗日的協議。西安事變后，他多次聽取陜西省委和38軍工委關于趙壽山和38軍情況的匯報。1938年初，趙壽山訪問延安時，毛主席也曾會見過他，并進行過深入交談。抗戰以來，趙壽山經受了兩次反共高潮的嚴峻考驗，表現一直是好的。今天提出入黨申請，是合乎發展規律的。對這樣的同志，我們不應采取關門主義態度，而應敞開大門，熱情歡迎。
但毛主席考慮和處理問題非常慎重，而且特別注意傾聽下級和基層工作同志的意見，所以并沒有馬上表態。毛主席對郝克勇說：“好吧，這是一個嚴肅的組織問題，請你詳細地講一講！”
郝克勇匯報道：“我來之前，趙壽山和我談了好幾次，最后嚴肅鄭重地要我代表他向主席提出中請入黨的要求。他還記憶猶新地說：西安事變后，他的部隊在三原與紅軍領導人朝夕往還獲益甚多。一次，彭總、任弼時、楊尚昆等來會見他，向他解釋放蔣是為了結成全民族抗日統一戰線，使他疑慮頓釋。心情高興叫來照相館人，在司令部院子里同紅軍領導人合影留念。彭總握住他雙手風趣地說：趙司令，這下你可叫蔣介石抓住把柄啦，你這是通匪有據啊！他回答說：我不怕，請你報告毛主席，我不僅通匪，我還要上山參加哩！”
毛主席聽到這里高興地笑了，側身問任弼時同志：“是這樣的嗎？” 任弼時笑著說：“是的，當時我也對趙軍長講過，我們是紅軍，照完相就走了，可不要給地方同志留下麻煩啊！” 毛主席高興地點了點頭，對郝克勇說：“很好，你接著講。”
郝克勇接著說：“趙壽山還說，從那時起，多年來，他不僅與共產黨保持了密切的聯系，而且，實際上是保持了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但一直沒有得到批準入黨的答復。為此事。他曾問過楊明軒（趙的參議、中共黨員）同志。楊告訴他說，共產黨不是青紅幫，隨便說一下就可以入黨的，你必須鄭重地提出申請，履行黨章規定的入黨手續，才算入黨。”毛主席插話：“講得好！”“他這才明白過來。所以，這次特意委托我正式向主席申請入黨。” 毛主席聽到這里，欣喜地笑道：“還有這樣生動的故事啊！” 毛主席又點燃了一支香煙，深深地吸了幾口，掃視了一下在座的同志，然后對郝克勇說道：“趙壽山軍長的入黨問題，是一個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結合的大問題。你可以根據你所了解的情況，講講你的意見嘛！”
郝克勇略加思索，胸有成竹地講道：“根據我了解的情況看，他有三條可以入黨。” 毛主席蠻有興趣地“噢”了一聲，伸出他那寬大的左手掌問道：“這第一條？”
郝克勇說：“趙壽山是十七路軍中著名的抗日愛國將領，他最早響應我黨《八一宣言》，不僅是參加西安事變的重要將領，而且在抗戰中與八路軍密切配合并互相支援。主席在延安接見過他之后，他的思想有了巨大的進步，堅決執行主席指示，在部隊中大量吸收和重用共產黨員和進步分子；他還學習八路軍治軍經驗，開展了新式整軍運動，把38軍這支國民黨的舊軍隊改造成團結進步、聯共抗日的勁旅，趙壽山的覺悟和進步是實實在在的。”
毛主席屈了一個指頭，說：“好，這是第一條。再往下講。”
郝克勇接著說：“趙壽山與我們黨在鞏固部隊、保存實力、爭取生存、外抗日寇、內斗重慶諸方面，有著共同的利益基礎。他所以能由51旅旅長當上17師師長，又由師長當上38軍軍長，表面上當的是國民黨的官，實際上當的是由我們共產黨員撐腰的官。”
毛主席又屈了第二個指頭，說：“在北伐戰爭時期也有過這樣的先例，你講第三條。”
郝克勇繼續說：“趙壽山也清楚地知道，38軍的人事權、財權以至兵權，絕大部分都掌握在共產黨的手里。而這些共產黨員大部分又是由他親自培養出來的擁護抗日、團結、進步方針的中堅力量，趙壽山只有依靠共產黨繼續堅持抗日，才能在日蔣兩種力量的夾縫中求得生存與發展，否則就會，要么被國民黨分化瓦解掉，要么被日寇消滅，除此之外。別無他途。”
毛主席聽完，屈了第三個指頭，許久沒有伸開，他也沒有做聲，只是不住地吸著香煙，好像把這個問題徹底想透了，他才緩緩地說道：“事情正是這樣的，38軍軍長趙壽山和我們黨有兩個共同的利益基礎，一是要共同抗日，二是要共同對付蔣介石的分化、瓦解、吞并以至消滅的陰謀，所以，趙壽山領導的38軍和八路軍的利益是一致的，和我們共產黨的利益是一致的，我們對趙壽山應當完全信任，決定不向他保密，要向趙壽山全部公開38軍的黨員名單，黨的重大決定都要和他商量，使他安心。”
這時，毛主席又點燃了一支香煙，抽了一口，然后鄭重地說道：“中央原則上同意趙壽山的申請，可作為一個特別黨員。為了防止暴露，不舉行入黨儀式，不辦理入黨手續，在黨內也不公開，待時機成熟后再追認黨籍，黨齡可從‘雙十二’算起。”
在座的中央和西北局的負責同志的臉上都為趙壽山軍長的進步綻出慶幸的微笑。 毛主席把一截煙灰輕輕地彈到煙灰缸里，又對郝克勇叮囑道：“你回到前方后，請代我向趙壽山軍長問好，要向他傳達好黨中央的指示，請他不僅要做好38軍的工作，而且還要特別注意做好孔從洲、李興中、陳碩儒等西北軍將領的工作，還要鼓勵孫蔚如出面向蔣介石做工作、做斗爭。對國民黨的腐化墮落現象和社交應酬，要同流不合污，防止部隊腐化。又不要標新立異、孤芳自賞，以免暴露。”
最后，毛主席又強調指出，“同時，一定要搞好軍民關系，做好群眾工作，這是你們能否生存的根本條件。”
1943年3月，郝克勇由延安回到河南滎陽蘇寨38軍軍部。在當天晚上，他就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向趙壽山軍長詳細地傳達了黨中央、毛主席對38軍工作的重要指示，傳達了毛主席批準他加入共產黨的消息和毛主席對他的親切問候，同時向他公開了38軍300多人地下黨員名單，并研究了貫徹執行黨中央指示的措施和辦法。
人逢喜事精神爽，中共黨中央對他的信任與關懷，特別是毛主席批準他加入共產黨的喜訊，使趙壽山感到非常欣慰與高興。他欣慰的是自己已經過艱難曲折與苦苦追求，終于在48歲的時候找到了中國頭產黨，使自己的政治生命獲得了新生，有了光榮的歸宿：他高興的是從此在北抗日寇、南斗重慶的斗爭中有了依靠，有了方向。
這天晚上，趙壽山格外興奮激動，他讓雷副官拿來好酒，和郝克勇邊喝邊談，興致極濃。他看畢黨員名單后，非常感動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對自己如此信任，十分滿意而興奮地說：“好啊！你們公開的這些黨員，除個別人外，大多數都是我喜愛的干部，也都是我早已略謀著（猜想著）的共產黨員。”
在談到自己已是一個光榮的共產黨員時，他興奮地站起身，在室內踱了幾個方步，然后端詳著郝克勇，意味深長地說：“毛主席這次批準我入黨，不僅是人為，而且也有天意。你說對嗎？” 入黨之后
趙壽山同志入黨后，根據黨的指示繼續留在國民黨軍隊，1944年后任國軍第三集團軍總司令，一直堅持聯共抗日，他對黨更加信任，與黨合作更加密切，為黨做了大量統戰工作和情報工作。
抗日戰爭勝利后，趙壽山遵照黨中央“你的歷史任務已經完成可回延安”的指示，于1947年3月回到解放區，7月通電起義。1948年1月黨中央、毛主席分配他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副司令員、前委委員，參加了偉大的人民解放戰爭，為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做出了重大貢獻。
建國后，趙壽山歷任國防委員會委員、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陜西省委常委、陜西省省長，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二、三屆全國人大常委。
公祭大會
1965年6月20日趙壽山因病在北京逝世，6月23日首都各界在中山公園中山堂舉行公祭大會，朱德主持公祭，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彭真致悼詞。1988年5月1日，在陜西省戶縣定舟村5000名群眾敲鑼打鼓慶祝趙壽山將軍創辦的善慧小學成立52周年大會上，中國對外友好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83歲的溫朋久托人送來了“功在邦國、惠在桑梓”的題詞及賀電，以真情來紀念趙壽山這位戰友（前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的叔祖父溫朋久，1937年8月在法國歡迎被蔣介石因西安事變免去軍職流放到巴黎考察的楊虎城將軍，溫向楊請求回國抗日，楊說：“你回國找趙壽山將軍，他是我的忠實部將。”從1938年到1947年，溫任趙部參議兼教官十年）。
【楊虎城（1893-1949），陜西蒲城人，民國陜軍將領，擁護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新三民主義”反清反軍閥、擁蔣又反蔣的名將。24歲時自賦詩：“西北山高水又長，男兒豈能老故鄉。黃河后浪推前浪，跳上浪頭干一場。”自護國軍起義以來，百戰不屈，歷經二虎守長安，雪夜奇襲唐生智，潼關截斷西北軍后路等一系列戰役，終至17路軍總指揮、陸軍二級上將、陜西省主席、西安綏靖公署主任，勢力遍布陜甘兩省絕大部分地區。后抵制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暗中聯絡紅軍、聯合張學良東北軍，發動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抓捕蔣介石逼其抗日。蔣介石剝奪了他對西北軍的控制權，被迫出國去歐洲考察，他繼續批評國民政府，七七事變后多次致電要求回國參加抗戰未準，1937年12月他偷偷回國，和家人、秘書一起在南昌被逮捕軟禁，此后一直被囚禁12年。1949年9月16日，在解放軍大軍壓境、國軍棄守重慶前夕，蔣介石以“武力兵變主謀”而指使軍統特務于重慶中美合作所戴公祠將楊虎城及其幼子楊拯中、幼女楊拯貴、其秘書宋綺云和夫人徐林俠及幼子“小蘿卜頭”宋振中6人，用匕首捅死并用硝鏹水毀滅尸體。建國后移骨安葬于西安市長安區“楊虎城將軍烈士陵園”。關于西安事變張學良主張放蔣與楊虎城主張殺蔣的是非爭議，可用這段話作參考----1966年周恩來曾對楊虎城長子楊拯民說：“有人問我，西安事變如果把蔣介石殺掉會怎么樣？我看也不過是日本人早打進來，革命力量早發展，抗日戰爭也許早勝利。結果未必壞。”2009年10月楊虎城被評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人物”。】
【孫蔚如（1896-1979），西安灞橋人，曾追隨楊虎城將軍多年，參與發動西安事變任戒嚴司令，隨后任國民黨陜西省主席兼第38軍軍長。抗日期間38軍升格為第31軍團和第四集團軍，任軍團長和總司令，是陜西抗日主帥，一直堅持楊虎城與中共聯合抗日主張，1945年授國軍上將銜，獲抗戰青天白日勛章、美國二戰金質自由勛章。1949年拒赴臺灣，與中共取得聯系，在上海迎接解放。建國后歷任國防委員會委員，陜西省副省長，民革中央常委、陜西省第一屆至第三屈主任委員，陜西省政協第一、四屆副主席，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
【孔從洲（1906-1991），西安灞橋人，開國中將。曾任楊虎城第17路軍警備第2旅旅長，西安事變中指揮所部參加解除南京國民黨駐西安軍、警、憲、特武裝的行動。抗日戰爭時期任國軍第38軍55師師長、副軍長。1946年5月15日率55師于河南鞏縣起義，進入晉冀魯豫解放區參加解放軍，后任西北民主聯軍第38軍軍長，同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47年開辟豫陜鄂解放區（從部隊抽調兩連一炮排組建商洛軍分區獨立四團，后改為安康軍分區獨立九團）；1948年任豫西軍區副司令員；1949年2月任第二野戰軍特種兵縱隊副司令員，參加了渡江戰役。建國后任西南軍區炮兵司令員兼第二炮兵學校校長、西南軍區軍械部部長、沈陽高級炮兵學校校長、炮兵工程學院院長、解放軍二炮副司令員；第二、三屆國防委員會委員，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著有《孔從洲回憶錄》《懷念趙壽山將軍》《緬懷孫蔚如將軍》。】
【梁勵生（1909-1967），陜西咸陽秦都鉤臺馬家寨人，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時期，在咸陽地區組織農民暴動，后從軍于愛國將領楊虎城部，1936年參加西安事變。抗日戰爭時期，1937年12月奉命赴陜南安康縣接了一批新兵為部隊充實兵源，歷任西北國軍第38軍教導隊區隊長、隊長，17師49團營長、團長等職，曾是第38軍中共地下工委主要負責人之一，戰功卓著，眾譽“小諸葛”。1945年7月17日與劉威誠、徐又彬、張復振等率17師50、51兩個團及49團一個營共2300余人，在河南洛寧故縣鎮起義，22日率部成功進入解放區。解放戰爭時期，任17師副師長、政委，陜南軍區兩鄖軍分區司令員、地委書記，為建立鞏固陜南區兩鄖根據地、支援安康商洛前線做出卓越貢獻。建國后任湖北省鄖陽軍分區司令員、襄陽軍分區司令員兼地委常委等職，曾獲國防部頒發“二級解放勛章”“八一獎章”及證書。】
【劉威誠（1903-1992），陜西蒲城人，1924年入楊虎城部教導隊學習，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楊虎城部營長、團長，參加西安事變、八年抗戰。1945年7月17日，在第38軍17師51團團長任上，與50團團長張復振等率17師大部奔赴解放區，張任師長，劉任政委。1946年9月西北民主聯軍第38軍成立，任副軍長。1947年到1949年，17師與12旅是開辟陜南解放區的主力軍，1949年5月1日合編為解放陜南的第19軍。建國后歷任西安警備司令部司令員、西北軍區公安司令部副參謀長、軍區后勤部營管部部長、西安市監察委員會主任、市體委主任。1960年因受彭德懷案牽連被開除黨籍撤銷職務。1979年平反，任西安市人大副主任。】
戰雄油勛張復振
張復振（1907-1968），山東莘縣人，開國少將。1924年17歲從軍于馮玉祥、楊虎城部隊，從士兵到班長、排長、連長、營長、團長；1936年率部參加西安事變；1938年3月任西北軍第38軍17師50團團長，同年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率部奔赴抗日戰爭前線，在保定、娘子關、雪花山、中條山一帶艱苦卓絕堅持八年抗戰。
1945年7月17日率本部50團與劉威誠51團和49團一個營在河南洛寧故縣鎮起義，22日將起義部隊成功帶到豫西解放區；毛澤東、朱德致電慰問，并任命他為西北民主聯軍17師師長；率部參加了著名的垣曲、上黨、平漢等戰役。
1947年率部與12旅開辟豫陜鄂根據地，1948年兩部配合開辟陜南解放區，1949年5月1日所部17師與12旅合編為解放陜南的第19軍，任57師師長，與符先輝55師并肩作戰，以其此前已解放了鄖西、鄖縣、均縣、房縣、竹山5縣為根據地，向西進軍發起了“白竹平戰役”“平利阻擊戰”“關埡子戰役”“牛蹄嶺戰役”，將胡宗南集團4個軍打殘，創造了以少勝多的“光輝戰例”，解放了白河、竹溪、平利3縣。
1949年8月所部57師移駐旬陽蜀河休整訓練；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率部57師西進連續解放旬陽、安康、漢陰、石泉、西鄉、城固、勉縣、佛坪、略陽9縣；12月8日所部57師先頭部隊與賀龍指揮的18兵團在漢中會合，繼而進軍四川；回師兼任漢中軍分區司令員。
1952年2月毛澤東主席簽發命令，將解放軍第19軍57師成建制改編為石油工程第一師（軍部及直屬改為陜西省軍區，55師劃歸西北野戰軍），“石油師長”張復振率改編后的1團鉆井、2團基建、3團運輸向“貧油”宣戰，歷任玉門礦務局副局長（局長是楊虎城長子楊拯民）、玉門市長、青海石油勘探局副局長、石油工業部運輸公司黨委書記兼經理等職，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先后組織參加了甘肅、青海、新疆、大慶、勝利、大港、四川、遼河、江漢、長慶、華北等油田的石油大會戰，為發展我國白手起家的石油工業作出卓越貢獻，成為而今中國石油百萬雄師的先驅，被當年石油工業部部長余秋里譽為：“拖不爛、打不垮的石油運輸野戰軍！”
“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慘遭百般折磨，于1968年9月14日含冤屈死于甘肅敦煌七里鎮的一口枯井里。1970年參加江漢油田會戰的鐵人王進喜興沖沖地趕來看望老領導張復振，得到的卻是蒙難噩耗，王進喜心情沉重，給他準備的午飯一口未動，徑自驅車到潛江會戰指揮部找國家石油部領導，為張復振鳴不平；很多同事上下級紛紛為張復振申冤。1972年6月中共“五七油田”會戰指揮部委員會發文件《關于張復振問題的批復》為他平反昭雪；1978年3月石油工業部在江漢油田四機廠為張復振舉行骨灰安放儀式徹底為他恢復名譽。時任國務院副總理余秋里悼文：“張復振對黨對人民忠心耿耿，為石油事業嘔心瀝血，獻出了一切，我們永遠懷念他！”
新中國成立以來迄今為止，以國家石油工業部名義只立過三塊紀念碑：一塊在玉門，為紀念中國石油勘探事業的奠基人著名地質學家孫建初；一塊在大慶，為紀念在開發大慶油田中作出卓越貢獻的鐵人王進喜；一塊在濮陽中原油田，為紀念中國石油運輸事業的開拓者張復振。白色花崗巖石碑上書“張復振同志紀念碑”8個大字，碑文上部是張復振將軍的一幅彩色照片；背面是其一生的主要事跡，落款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石油工業部”，日期為1985年7月17日（張復振起義40周年）。當日，石油工業部在濮陽中原油田黃河園林，為張復振舉行了隆重的立碑揭幕大會。濮陽既是張復振故鄉緊鄰，又是新發現的大油田，具有很強的代表性，“石油師長”里程碑式人物的豐碑，永遠屹立在百萬石油大軍的心中，激勵一代又一代石油人奮發圖強。
【徐又彬（1918-1968），汶上縣義橋鄉徐學莊人，1938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8年7月被組織派到西北軍第38軍從事策反工作，歷任教導隊第二隊副隊長、17師50團迫炮連連長、副營長。1945年夏國民黨對17師共產黨的活動有所覺察，決定撤銷連以上軍官；秘密話動于該師的中共組織報經上級批準后，決定發動起義，他任中共起義工委副書記，分工17師直屬單位和張復振50團、劉威誠51團的組織聯絡工作，7月17日起義一舉成功，他和戰友們將部隊開到豫西，中共中央向起義將士發來賀電，起義部隊改編時任51團政委。解放陜南時任第19軍57師政治部主任。建國后任空軍第一預科學校政治部主任、政委，空軍直屬政治部主任。“文化大舉命”中遭到誣陷迫害，1968年9月含冤逝世。1981年空軍黨委予以平反昭雪。】
趙守杰：迎接新中國誕生
1949年，解放軍由西北、中原、華東、東北野戰軍改編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戰軍。當時我所在部隊為第二野戰軍之第19軍57師，遠離野司，獨立執行任務于鄂、豫、陜地區。部隊統編后以新的面貌、新的戰斗姿態，投入新的戰斗任務——西進解放陜南。部隊在鄂西之竹溪西進，先后攻占關埡子、平利、牛蹄嶺，經激烈戰斗，殲敵八千余，攻占安康新城（安康分新舊二城）。部隊乘勝準備攻打安康老城之際，奉上級電令暫停攻占安康。待命配合一野18兵團進軍四川。遂奉命移師漢江以北之蜀河口進行戰役總結，開展軍政大練兵。
60多年前，部隊裝備很單一，通訊器材極為缺乏。師團的通信聯絡為軍用單機靠總機接轉。師與上級主要靠一臺手搖發電的電臺接收上級命令指示。當時，全師連一部收音機也沒有。
1949年元旦，部隊向鄖陽房縣進軍，并一舉解放該城，潰敗的國民黨軍由房縣南逃，我軍追擊90余里抵達神農架，殲敵一部分后返回房縣，稍經休整即進軍竹山，并攻占該城。4月23日從電臺接收到大軍突破長江天險、解放南京的喜訊，我更加相信了毛主席的論斷：全國解放為時不遠！
1949年8月，部隊于蜀河口展開轟轟烈烈的軍政大練兵。9月28日接上級電示：10月1日下午3時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閱兵和群眾大會，毛主席將在天安門城樓上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各部隊就地舉行慶典活動。接到此電后，指戰員歡欣鼓舞，喜形于色，奔走相告，剎時間駐地軍民一片歡騰，熱鬧非凡，欣喜若狂，所有人沉浸于喜慶的海洋中。
為了隆重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盛典，我師于駐地東側大河灘搭建彩門彩樓舞臺，時任師作戰科長的我，負責組織指揮參會部隊的調遣。經過一天的忙碌，慶典會場布置完畢，周圍彩旗飄揚，慶祝標語布滿會場周圍和街巷，剎時蜀河灘變成了紅色的海洋。
盛典時刻到來了，參加盛典的部隊和群眾從四面八方敲鑼打鼓、高舉紅旗標語、唱著歌、邁著整齊的步伐進入會場。主持盛典的師政治部主任徐又彬以高昂、激動、興奮的聲音宣布：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慶典大會開始了！頓時全場指戰員起立，立正高呼：共產黨萬歲！*****！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繼而高唱義勇軍進行曲。歌聲剛停，按捺不住興奮之情的師長張復振和政委張文彬在熱烈的掌聲中為新中國誕生致祝詞。最后慶典大會在嘹亮的歌聲中結束。
1949年11月下旬，部隊受新中國誕生的巨大鼓舞，乘勝西進。兵敗如山倒的國民黨軍在我勝利之師面前紛紛倒戈投降潰敗，毫無抵抗之力。我部遂于同年12月8日與南下的一野18兵團會師于陜南重鎮漢中后，繼續南下四川，進抵劍閣后，成都和平解放。我部奉命返回陜南劃歸一野建制，此后我也一直盡職于大西北。
憶新中國成立初期，華夏大地滿目瘡痍，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百廢待興。看今朝，祖國山河繁花似錦，人民過上和諧安定幸福生活。特別是改革開放30年，經濟迅猛發展，震撼了世界，被譽為中國奇跡。
我們祖國大陸的黃埔同學要更加緊密地團結在黨中央周圍，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定信仰者，要以力所能及的實際行動為實現祖國完全統一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做出我們的貢獻!
（趙守杰，1922年出生于陜西銅川，1938年參加西北國軍38軍奔趙抗日前線，1940年4月考入成都中央軍校即黃埔軍校十七期二總隊學員，畢業后回到中條山抗戰前線38軍17師隊伍，1945年7月17日隨部隊起義加入解放軍，1946年所部在華北與國軍作戰，1947年所部進入豫陜鄂開辟根據地，1948年所部開辟陜南解放區，1949所部編入陜南軍區第19軍，任57師作戰科長，所部解放陜南十余縣。建國后任甘肅平涼軍分區司令員。晚年為甘肅省黃埔軍校同學會名譽會長 2010-05-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