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看到金農的漆書、雕版體、寫經體書法，任何樣本的氣象都是剽悍勇猛、大刀闊斧、淋漓酣暢！從此想到了金農是什么樣子的人（圖1），從而推想到他怎樣的心思結構，這些都是的“金農到哪里去”的問題，但“金農從哪里來”？石爐在想，其中一個門道，肯定繞不過何焯（圖2）。從他們的畫像對比可以看出，他們對于美髯的審美肯定是立場、觀點、方式一致的，透析出“美髯公”的雅致、奇氣、忠義、廣博、雄壯、靈動、古樸，歷史上周恩來、張大千、于右任、關公等名家都是這樣的典型風范。心之所向，身之所往，行必能至，這個是他們的理想，也是他們的人格魅力！為此，金農的行為舉止正是以何焯為偶像熱切追逐，對標對表，文脈在目，而終其所歸。
金農的樣貌追隨何焯，那么性情呢？據相關資料，“何焯25歲時以拔貢生進京城，被尚書徐乾學、祭酒翁叔元收為門生。焯秉性耿直，遇事直言辯正，因而常遭妒忌和中傷，徐乾學也對他漸生惡感。焯便上書徐，更求削去門生名義，從此，六次應考被排擠。清康熙四十一年，皇帝南巡，訪覓逸賢，經宰相李光生推薦，通過考試，被安排在南書房供職，賜為舉人。次年，參加禮部考試，末取，賜為進士，又選為庶吉士。后于親王府當侍讀，兼任武英殿纂修。不久，受人誣陷被囚，家藏書籍被抄。朝廷派人未見任何犯上之語，相反卻發現了焯退還吳縣知縣贈送金錢的信稿，終于發還書籍，僅免其官職，仍在武英殿工作，并表彰他清正廉潔。焯身陷囹圄時，身帶著鐐銬，仍在朗讀《易經》。”金農作為“揚州八怪”的核心人物，其所被當成“奇怪”的東西，正是師承何焯這類文人的操守，包括貼近生活、隨機輕松、自然灑脫、精神境界、韻味素養等等，只不同的是何焯已有了進入官場的“門票”，如果金農也進了這個“門檻”，我想，金農的官場遭遇當如是，文人的個性行為、思維方式、處世觀念等多種奇怪之處，他熱衷于交友廣泛，上至名門公卿、富豪巨賈、三教九流，卻又特立獨行，自命清流，對世俗弊端嗤心以鼻，在當時科舉制度和政治生態下，金農的性格注定只是一個文人，所幸，文人書畫反而使他揚名于世。也正因為何焯的官府職場、師尊身份、文壇巨匠的榮耀和助推，金農也想將其學識智能貨與帝王家，能效仿何焯立徳立功立言，所以不難理解他晚歲還應考“博學鴻詞科”，這種矛盾沖突的人格也正是文人的一個特點，也是人性的一個弱點，都是客觀存在的，我們應該這樣去理解真實的金農的世界。
清人王文治評價何焯，其善學歐書，精巧工整秀逸，書風相較嚴整，“所見何義門……小字極工，乃臨晉、唐法帖小楷有功夫者”。據查，“何焯曾受命為康熙皇帝寫《四書集注》，刻成木版藏于宮內。宮內書籍則大多由焯校勘。雍正皇帝接位前曾囑焯寫《困學記聞》的注解。”從上述可知，何精于“帖學”，可能以傳統書法路數授予金農，但以何的開明，奈何于官場規則的“不能”和上有所好的“不敢”創新，只能不拘一格引導金農變革，成為引致金農另辟雄強書風走向“尊碑”的導師，加上金農“道者，反之用”的叛逆和嘗試，所以有了“漆書”變圓為方，黑多于白、橫粗豎細、上大下小、左大右小、左低右高……，而且，何?？闭`校正宮中、府內、坊間的木刻本，或者，金農正是在其間親近，接觸并摸索出他的“雕版體”書法，通過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也改造了金農書法觀的主觀世界，“在戰爭中學習戰爭”（毛澤東）的領悟上，金農當時是做到位了！而從金農本人看，有人認為“其二十余歲即廣泛搜求考訂金石碑版，幾年工夫即集有漢唐金石拓片240余種，這種吉金貞石之志使金農三十歲時即毅然拋開二王帖學而轉向碑學研究與創作。”如果這個觀點可以商榷，石爐還認為，與帖學（紙）、碑學（石、磚、瓦等）平行的雕版（木），金農走的是第三條路（雕版），形成與前二者迥異的書風，金農出現的時代早于阮元、包世臣、康有為等人倡議碑學近百年。故此，金農是一代宗師巨匠是當之無愧！
清代詩人江湜有評：“冬心先生之書，醇古方整，得之于漢人分隸，溢而為行草，如老樹著花，姿媚橫出。”
（文：李文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