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十年前的《建黨偉業》到前天全面公映的《1921》，同樣題材的戲，它的演化邏輯是清晰可見的。同樣出自黃建新之手，《1921》是對建黨歷程一次更加青春、激情、沖動的呈現。
《1921》仍然是大規模、細雕刻的群戲。這出群戲的核心焦點，被清晰地勻到平均年齡僅有28歲的十三位青年身上。主角群體年齡的沉降，整部電影就順著歷史狀貌生發出偏向青春戲的風味。《1921》里的青春，激昂、熱血、不屈、堅執，因為一定要這樣，那些純粹的熱烈的理想主義才可以在那個舊社會、壞時代找到依附的可能性。
在這出群戲中，幾乎所有演員的發揮都值得圈點。不過，我也發現，最眾說紛紜的一個焦點，是陳坤飾演的陳獨秀，以如此張揚、任性的狀態亮相，合不合理？
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來回顧下陳獨秀出場的第一個場景。
他在獄中和李大釗相見，李大釗明顯更加持重，「發傳單這種事情，非要自己去嗎？你是領袖，不是少年。」大十歲的陳獨秀卻是沖動和狂熱的，他隔著監獄欄桿緊緊抓著李大釗的手，眼中放著熱切的光芒，口中奔涌著說，「徹底改變中國的日子就要來了！我們的使命將將開始，將將開始！」
身為全片第一個登臺的人物，他的這場獄中相會起到了為影片定下總體基調的意義。在一部青春洋溢的電影里，42歲的陳獨秀要想融入主線，就注定不可能是老氣橫秋的。而那時候的中國需要的青年領袖，也一定不會是個板板正正，沒有情緒的書齋學究。
陳獨秀被譽為「五四運動的總司令」，是傳播馬列主義先聲的領袖，也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這些身份予以他率先登場的必然性，卻也容易讓人先入為主地把他框定成教科書上一本正經的革命領導者形象。
但他偏偏不是。
我起初也覺得黃建新太大膽。哪怕主旋律大片接了十幾年地氣，大眾對陳獨秀的想象也沒有近乎本質的變更，再加上近來好些影視作品都在用不同方式來展現他，這評判起來，就涉及到了先入為主以及個人偏好。
但陳獨秀在真實歷史上的更多面向，一直還有待挖掘和再度呈現，因為他的人生起伏跌宕，觀點跳躍變遷，若是轉化為一個電影角色，一個塑造對象，他的彈性和可塑性，也幾乎是最大的。因而任何一個版本的陳獨秀，在某些意義上都有他真實和合理的可能性。
黃建新在接受娛理的采訪時說了，「陳獨秀是一個極具煽動性的演說家，真的是有的時候很癲狂，所以我們就希望創造一個跟歷史的真實比較接近的人物，呈現一個有新鮮感的人物，而不是大家理所當然認為的溫文爾雅的領袖。你看過去老電影里列寧講話也是很有煽動性的，我們也想在電影里處理這種豐富的個性。」
具體到了《1921》里，陳獨秀是以非頭號主角身份出現的，他沒有去上海參加「一大」，不在那13人之內。但是歷史也好，電影也好，沒有他，這一切都不會存在。毛澤東在1919年曾經寫道，「我們對于陳君，認他為思想界的明星。」這個「我們」，包含所有接受共產主義思想洗禮的青年人，而出席「一大」的建黨成員自然也在此列。
1920年初，陳獨秀就已經在上海推動建立中國共產黨的事業了。當年流傳的「南陳北李，相約建黨」，說的就是李大釗打下根基、陳獨秀組織發起這段往事。有這樣親力親為的先驅者身份在，即便他缺席了「一大」，被公推為中央局書記，也是順理成章。
電影是呼應歷史的。陳獨秀不在，卻無處不在，作為某種背景般的號召力量，建黨前后的局勢，都會被他的一舉一動所牽系。
如何在《1921》里展現這種影響力，特別是如何通過寥寥幾場短戲，來展現陳獨秀作為青年人馬首是瞻的領袖人物，非常困難。
這么厚的一個人物，要用這么薄的幾個切片去呈現，需要抓出幾個關鍵的場景。
所以我們看到，在北京新世界游樂場二樓陽臺，陳獨秀立在正中，一撒手，紛紛揚揚的《北京市民宣言》給1919年的六月下了場雪。人們撿拾這些進步的文字，鏡頭拉后，最暖熱的通明燈火把陳獨秀烘托得既桀驁又偉岸。
北洋政府的大牢等在前面，他是預料到的，預料到也無所畏懼。就像他說的，「我們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監獄與研究室是民主的搖籃。」
于是，這才有了開頭提到的李大釗和他隔著鐵窗的相會。而這一見，兩位革命伙伴就相互成了某種鏡像。
使命感很強的人，有把蒙受災禍只當等閑的心態。他知道理想、真理、公義是可以，而且必須要擺在生命跟榮辱之前的，磨難恐嚇不了他，身份也束縛不了他，年齡更奈何不了他，所以赤子心、青春感，是這個版本的陳獨秀的兩個關鍵詞。
所以，時任廣東教育委員會委員長的他，才可以不顧那些階級、輩分與禮儀，直接闖到孫中山、宋慶齡與陳炯明的私人陽臺會議上，去為大業的教育，討那些遲遲不見落實的經費。陳坤放開了那種怒氣去演，火急火燎，快言快語，以突兀的態勢刺穿那種祥和、潔凈得不像當時的氛圍，陳獨秀火爆的個性，難得給戲劇化地還原出來。
任何人，莫說敵人，即便是友人、恩人，情面都是要放在事理后的。孫中山他們的臉面當然掛不住，但沒有這種氣魄，陳獨秀沒辦法在一年不到的時間內，在廣東辦校創所，推行共產主義理論、男女同校、國語普及。
又正因有這種氣魄，他才當得上那個年代青年人的先驅與領袖。出獄時李大釗來接他，身后還簇擁著一大群年輕人，他很感懷地致了意。陳坤的眼神與嘴角泄出了一種柔，把別時的剛給襯出了氣概。在權貴、暴力、磨難面前，他陳獨秀可以不卑不亢，無所顧忌，為了就是用自己這血肉之軀與新潮思想，去給這些將要改變中國命運的人去遮風擋雨，暗夜引航。
相比面對權力的不卑不亢，電影里的陳獨秀在跟青年人，尤其是意氣相投的青年人相處時，非但沒有架子，反倒是親密無間，那種愛才若渴的心理，全都寫在臉上。
有一幕講到了1920年，毛澤東去位于老漁陽里2號的《新青年》編輯部見他，他那種興奮，就是溢于言表的。平日訪客太多，他在墻上掛了個小黑板，寫著「會客談話以十五分鐘為限」，這會兒，他把黑板翻到背面，暢談的時間就無限了。
陳獨秀聊的，是自己在組織翻譯《共產黨宣言》中文全譯本的事情。急切、激動而又自豪，陳坤的情緒滿到了眉目之上，恍惚間叫人嵌入當年真實出現過的情狀里，那火苗是一點就著的，演毛澤東的王仁君心緒也被帶動了。
這段際遇再濃墨重彩也不為過，畢竟很多年之后，毛澤東跟美國記者斯諾說，「陳獨秀談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話，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對我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他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就是從此時此地開始。
或激昂，或憤怒，或感激，或親切，陳獨秀的側面各有不同，在電影里，就立起了一個生動活泛的形象。陳坤的表演，就是游走在情緒的兩極，去把那些矛盾的個性給合理化地融入人本身。如此自在的陳獨秀，對得起，也引得動同行者、后來者以及電影的青春氣，那種用來抵抗暮氣與死氣的廣義青春氣。
「青春氣盛」的陳獨秀，在光影世界里非常飽滿，也非常新鮮。但在通俗歷史上，這些略顯狂放的特質，是被選擇性地遮掩的。
但我們需要知道，陳獨秀一大別稱，正是「怪杰」。怪，意味著與眾不同；杰，意味著才華橫溢。
17歲就當上秀才的他，舊學了得，新學也精通，平日寫文、演講，斗志總是昂然。最讓后人記住的，就是他創辦了《新青年》，催動新文化運動，爾后跟李大釗合辦戰斗性刊物《每周評論》，倡導新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為建黨打下根基。
風風火火的人，不拘小節。他的所謂「怪」，基于恒久的批判思想而來，胡適說他是「終身反對派」，他也很贊同。他說過，「我愿意說極正確的話，也愿意說極錯誤的話，絕不愿說不對又不錯的話。」
他的「青春」氣息，就來自于此。40歲，他也依然不會去學乖，興許在他眼里，那些所謂的成長不過是油滑，甚至諂媚。他必然地會走很多彎路，甚至走很多死路，他少不了開罪的人，但開天辟地的事業，也少不了他。所以，在傳播思想火種的革命預備階段，像他這樣，才能成為極富人格魅力的領袖人物。
假如我們事先明了陳獨秀如此具有矛盾性，在看《1921》的時候，就不會那么錯愕。很顯然，在主創團隊的有的放矢之下，陳坤扮演了一個很有可能在歷史上真實存在的陳獨秀。
當然，要更準確地說，那就是我們在電影里所看到的這個銀幕形象，是歷史人物陳獨秀的某些性格側面，結合影片創作需要的一個結果。如果說他的面目讓部分觀眾覺得詫愕，那么，如果你有幸碰到歷史上的那個陳獨秀，一定會更加詫愕。
要以這種更為本真的方式呈現別樣「青春」的陳獨秀，去找陳坤，非常合理。40多歲的內地男演員里，還能在歲月痕跡中留得住這種青春氣息的，實在寥寥無幾。
莫說在最初的電影代表作《巴爾扎克與小裁縫》里演下鄉青年羅明，盡透少年心性，即便是在年初的電影《侍神令》里，那個背扛委屈也不負初心的晴明，依然飽含成人少見的純澈與清透。
《侍神令》
陳坤演陳獨秀，形象先帶了三分「青春」。而陳坤又很會善用自己的敏慧，去理解熟知人間冷暖的陳獨秀如何剛柔并濟，理解明知不合時宜卻執意守護自尊需要付出何等代價，理解理想公義不能被放置于世俗之物前的焦躁惱怒，由此，他再次讓自己跟角色橋接起來。
他給鋒芒畢露的陳獨秀留了一分清醒與自在，于是他可以在那種相當外放的新奇演繹里，穩穩地再度拐入內心深處，叫人暗地里回過神來，要為那些光景嘆息一番。
這樣的陳獨秀，我們沒見過。他屬于歷史，也屬于陳坤。
作者：阿醒 虹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