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大刀記》拍攝于1977年，公映的時間，大概在1978年5月份左右。因為在當時的電影期刊《人民電影》1978年第6期上，刊發了一篇關于電影《大刀記》的評論，約略可以估摸到這部電影的放映時間不會遲于此。
電影《大刀記》是根據郭澄清的三卷本長篇小說改編的，其實要把三卷本近百萬字的篇幅，改編成不到兩個小時的電影，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所以，電影《大刀記》進行了大刀闊斧的砍削，但這樣的刪減還是不行，所以，電影《大刀記》在后半部分，就自行為小說安排了一個故事情節，把小說里的智斗日本侵略者、拔掉敵人據點的斗爭，用簡單化的一場戰斗給解決了。
小說《大刀記》在巨大的篇幅里，雖然對當時的抗日斗爭作了過度的樂觀化的描寫，但是仍然能夠看到，當時的大刀隊，一直處于敵人的包圍之中，隨時面臨著突圍與反突圍的殘酷斗爭，這也是平原斗爭的一個總的特點。在相類似的小說《平原烈火》、《敵后武工隊》等平原抗戰的小說中，都有很多的章節，表現抗日部隊遭受敵人圍追堵截、被迫突圍、血灑戰場的悲烈場景。
在小說《大刀記》里，也多次寫到大刀隊在敵人的圍剿下，四處突圍，命懸一線，只不過小說太過神化大刀隊的英勇神武，總是在危機四伏、泰山壓頂面前化險為夷，有的情節，過分神話，難以置信。
電影《大刀記》基本把這些突圍與反突圍的情節都給刪得差不多了，而且小說里，主導著大刀隊斗爭的是梁永生的兒子，但電影《大刀記》里，卻把梁永生的兒子，一個處理成送到天津去當童工，一個是描寫被惡霸燒死，電影里的梁永生，就沒有自己親生骨肉在身邊，這樣，大刀隊展開的對敵斗爭，就由梁永生一個人挑起了大梁。這樣的改編，也是出于電影的情節必須精練的需要。
梁永生當了八路軍之后，被隊伍派回家鄉，開展抗日斗爭，電影里，就是通過梁永生組織打擊地主老財試圖把糧食送給日軍的糧船，完成了電影里的終結一戰交待。而這一場斗爭的情節設置，在小說里根本沒有提及。
可以看出，電影在編劇的時候，不可能把《大刀記》里的分成四個階段的逐一鏟除敵人據點的斗爭，一一表現出來，哪怕是表現其中的一個階段斗爭，也不具備改編的操作性，與其這樣，不如另外編織一個打擊漢奸送糧給日軍的戰斗情節，來概括大刀隊斗爭的雙重性質。比劃一下，以一當十，這應該是電影編劇自作主張給電影另外安排了一個后半段情節的原因。
這也決定了電影《大刀記》的故事情節，不得不因循舊有模式的這種革命題材的電影框架，走了一條四平八穩、大路化的拍攝道路。
比如，電影里的抗捐斗爭，如同《紅旗譜》里的斗爭主線，運河破堤導致的災民遍野，又雷同于《大河奔流》，而電影里的襲擊敵人的運糧船，同樣是《大河奔流》里的情節。
電影《大刀記》增加了一個巧合，就是梁永生的養父門大海，有一個兄弟，失散多年，當梁永生投奔革命隊伍，在延安窯洞里，意外地見到已經當上了指導員的門大海的弟弟王大江，而這個人物，卻是小說原著里不存在的人物。
電影里提到，梁永生的養父門大海，與他的兄弟王大江，他們現在使用的姓“門”與“王”合起來，就是他們過去的姓“閏”。當年，因為遇到地主的迫害，兄弟兩人不得不背井離鄉，為了逃避追捕，就把一個“閏”姓分成了兩個姓“門”與“王”，這是電影里的具有傳奇的地方，也是中國傳統小說拍案驚奇喜歡的設置，從全球角度來講，同樣符合歐亨利小說筆法的基本信條。
但是在1975年的《大刀記》初版本里，卻沒有門大爺的兄弟王叔叔被找到這一個情節。
而在2005年的再版本里，卻有梁永生巧遇門大海的弟弟王叔叔的情節，小說里的王叔叔名字叫王生和，而不是電影里的王大江。電影里王大江是八路軍的指導員，而在小說里的同一個人物名字叫方延彬。
所以，《大刀記》初版本、再版本、電影版在圍繞門大爺的兄弟的人物設置上，幾乎完全不同，這樣的改編，也反映出原來的小說的情節設置比較隨意，電影有可以任意改編、剪輯的空間。
而且這里還涉及到《大刀記》原著的版本問題。
1975年版
1975年版與2005年版的《大刀記》，是兩個有著較大差距的版本。其實2005年的再版本，反而是一個較早的定稿本，后來作者在初版本的基礎上，修改、潤飾出版了1975年的初版本。
2005年版
2005年再版的時候，把作者的原稿本拿出來出版了，而之前的修改本，也就是1975年的版本則棄之不用了。
而在2005年版本里，是有梁永生見到門大爺的弟弟的情節的，電影《大刀記》改編依據的1975年的版本里，卻沒有這一個情節，所以，電影改編者，擅自作主，設定了一個門大爺與王大江兄弟倆團圓的戲。
這也是戰爭題材作品里都喜歡搞的設定，就是一場戰爭，總會讓睽隔多年的家人、親人、戀人能夠意外的團圓。這種簡單的情節設置技巧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如果沒有這種團圓與意外，那么，這種戰爭戲也難以構建一個情節的戲劇性，無法實現情節循環的內在閉環完整，那么，這樣的作品就是一盤散沙的流水帳。
像電影《小花》就是把原著小說《桐柏英雄》里的兄妹相認戲抽了出來，單獨構成電影的主線，從而自成體系，反而把小說里的戰爭主線給推到背景上去了。
電影《大刀記》不得不走了一個“無巧不成書”的路線，把原著小說里并沒有寫到的門大爺的兄弟重逢，在電影里作為一個主要的情節驚奇表現出來，而且這個驚奇，也太過奇幻化了，門大爺是梁永生的收養人，而門大爺的弟弟王大江又成了梁永生的領路人，這樣的概率 ，在現實生活中近乎是零。
電影《大刀記》雖然拍成于1977年，但運作的時間從小說一出版的1975年就已經開始。當時上影廠與山東聯合成立了“大刀記”劇本創作組，兩個編劇，均是山東藝術團體的編劇，他們編了一稿又一稿，搞了七八稿才定型，此時文革結束，但電影劇本的總體基調已定，無法再有突破與創新，所以，整個電影還是像文革期間的電影一樣，帶著一種概念化的味道。
這與同時期的《大河奔流》的定調基本一樣。反倒是稍后拍攝的同樣是革命題材的《從奴隸到將軍》突出了人情味，從而帶來了一股新鮮的味道。那以后的電影與文學創作已經屬于新時期階段了。
而電影《大刀記》夾在文革電影與新時期電影之間，總體上來說屬于一個過渡階段，呈現出一種標本意義的影像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