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賈平凹這四部小說的改編中，《高興》的電影改編與原著差異最大，電影與小說整體的風格、氛圍都不同，電影將一個悲劇作品改編為喜劇作品，這兩個文本的審美形態存在巨大差異，值得單獨討論。
自古希臘至今對于悲劇的定義數不勝數，我將各類定義歸納后作了如下總結：悲劇是指讀者認同的主體在特定的沖突中遭遇必然卻不該承受的厄運而陷入不幸，并引起讀者的審美情感。
在悲劇審美形態中有三個必不可少的要素，這包括悲劇主角、悲劇事件、悲劇悖論。
小說《高興》中的悲劇人物
悲劇主角指的是悲劇中一個人們對其抱有強烈同情和認同的中心人物，小說《高興》中的悲劇主角就是劉高興。
悲劇主角所要滿足的條件是引起讀者的強烈同情和認同。在安德魯·本尼特的《關鍵詞：文學、批評與理論導論》中解釋說“‘同情’就是‘與某人一起遭受痛苦’”，也就是指讀者能夠與小說中的劉高興一起經歷他的經歷感受他的痛苦。
而如何使讀者能夠與小說人物共情，安德魯·本尼特指出“在悲劇中，對一個人物的同情和身份上的認同是難以區別的”，悲劇邀請讀者進入其中，使讀者在人物身上傾注自己的感情，因而能夠使讀者體驗同樣的情感。
小說《高興》有一個明顯的特點是運用第一人稱寫作，而且是徹底的第一人稱，文中所有文字都出自劉高興的所見、所聞、所感。
對于劉高興無法到達的場所中發生的事，則以劉高興聽別人說的方式來表現，這等于依然是通過劉高興“轉述”給讀者，在劉高興的“轉述”中必然包含了劉高興的判斷。
這樣的視角極大地拉近了讀者與劉高興之間的距離。加之小說中有篇幅龐大的心理描寫，這使讀者不但能看到事件中劉高興的行動，還能夠看到行動中劉高興內心的所有想法、心理感受、情緒反應。
這樣的閱讀體驗使讀者閱讀小說的過程也像是在聽一位非常了解的人極其坦誠地講述自己經歷的過程。
除此之外，在之前的人物形象分析中，我們梳理了劉高興身上有很多好的品質，但也有細微的負面心理。這樣的人物形象既能贏得同情，又有真實性。
由此可見，小說《高興》通過第一人稱敘事以及對劉高興人物特點的設定塑造出了劉高興這樣一個悲劇主角。
小說《高興》中的悲劇事件
悲劇事件是指使悲劇主角或者其自我意識遭受傷害或者毀滅的事件。這一要素的成立是以第一要素的成立為基礎的，只有讀者對悲劇主角報以強烈同情的時候才能將自己和悲劇主角相混淆，才能在悲劇主角經歷的事件中體驗到悲劇主角的痛苦。
小說《高興》中的對劉高興造成極大打擊并熄滅了他人生希望的悲劇事件是五富的死亡。孟夷純被警察抓后需要交五千萬罰金才能放人，劉高興在嘗試了其他辦法都沒有用之后，為了盡快掙到錢和五富去工地干活。
于是他們過起了比以前更加辛勞的生活，起早貪黑，工作環境危險，為了省錢吃的飯也營養不足，住在廢棄的樓上，這樣的生活給健康、安全都埋下了隱患。
在基本上知道了要不到工錢的情況下，劉高興的猶豫、軟弱以及要在五富和石熱鬧中當領頭人的心勁兒使他并沒有如實地將與老板談判的情況告訴他們。
當劉高興和五富、石熱鬧喝了老板送的白酒大醉后第二天醒來五富發現自己的腿不能動了，被救護車送去醫院后說是腦出血，之后很快便去世了。
五富的死給劉高興自我意識上都帶來了巨大的打擊，他要成為城里人的愿望和帶領五富過好生活的傲氣被現實擊得粉碎。
哪怕是帶五富的尸體回清風鎮的承諾都實現不了，劉高興帶著五富的尸體在火車站廣場就被警察發現。
劉高興和五富一直在最差的環境里、在人們的歧視中、在與土地分離的疼痛中活在西安，是因為劉高興一直堅信他肯定能留在西安，以后還有很多事要做。而五富之所以留下來是因為他信劉高興。
可是有一天平日里健壯的五富死了，劉高興終于發現，現實并不會因為他改了名字就變得順利起來，西安并不會因為他想留下就能留下來。
當事后很多人追問，五富死后為什么不把事情處理得更好，劉高興心中那中堅持往前走的信心和精神力量崩塌了，“在這個時候我才知道我劉高興依然是各農民，我懂得太少，我的能力有限。
五富一直把我當作依靠，是百事通，是十二能，我也以為我的了不起了。劉高興，你是個，我伸出小拇指來，在小拇指上呸呸地唾”。
之前的劉高興明白自己的智慧和能耐，時常高看自己，即使碰到難以解決的事情，他也會用“精神勝利法”讓自己覺得自己仍然不是個失敗者。
可是五富的死是一個不容任何幻想來改變的可怕事實，劉高興再也不能通過自己騙自己的方式繼續堅信他有能力留在西安了，這是對劉高興自我意識的暴力破壞。
小說《高興》中的悲劇悖論
安德魯·本尼特將悖論性解釋為“在悲劇的結尾，人們所經歷的悲劇人物的死亡既是不可避免的，又是非正義的。”在《高興》中悲劇的情況略有不同，小說中死亡的是五富，但五富的死對劉高興的個人意識有重大打擊。
最后悲劇的不可避免在于當時的社會不能給農民工提供更多的生活保障，他們在生活的各方面都只能使用最低限度的資源，承受最多的風險，因而，知道待在城市，遲早會有碰到身體健康難以維持、人身安全受到威脅等問題。
劉高興悲劇命運的非正義性在于劉高興帶著希望和朋友來到城市，他比別人甚至很多市民更有智慧、內心更豐富，他努力地愛這個城市、想要留下來，看到劉高興的心態和努力自然會認為他該留下來，期待劉高興能有美好的結局，但偏偏正好相反。
小說《高興》中的悲劇悖論集中體現在以下兩組反差中：第一組反差是劉高興想留在城市的強烈愿望與城市對他的拒絕。
劉高興為生計所困后來到城市，他想要在西安找到可以謀生的活，并且時時想著以后留在西安了這里就是自己的根據地，他這種天真的期待和艱險的現實形成對比。
劉高興為了留在西安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他帶著五富來到西安住著最差的屋子，做著拾破爛的工作，每天與垃圾為伍，并且他們的工作總是被人看不起。
即使這樣，他們依然每天賣力干活，一點點攢錢。但是對于西安來說，他們是一群毫不重要的人，沒有了劉高興、五富也會有其他人來做這些事。
城市沒有提供給他們任何東西，他們所擁有的住處、錢、情感都是靠自己掙來的。西安環境的美麗有他們的功勞，但卻沒人記得他們。
第二組反差是劉高興對城市的愛與城市對劉高興的冷漠。劉高興對城市非常認同，甚至在生活里拿他心目中西安人的道德標準來要求自己。
比如，他愛干凈、待人和善，甚至發現一個小孩被人欺負前去幫小孩討回公道，導致自己被車載在車前蓋上行駛了八公里，險些喪命，他的這一事跡被寫進報紙，并且宣傳他是黨員。
可以說，即使拿城里人的道德要求來看，他都是相當不錯的。他不但自己這樣做，還教五富要愛西安，讓西安接納他們。
而這里潛藏的邏輯是，劉高興相信只要愛西安、做得像西安人一樣好，西安就能接納它們。
可是城市以及城市里的人對他們從始至終都十分冷漠，小說中有一段劉高興訴說拾破爛這件工作的苦，在于沒有人跟他說話，他們走在街上就像是透明人，即使有人說話那也是討價還價。
那個在路邊碰到讓劉高興進屋收廢紙的漂亮女人就好像是西安人的縮影，在需要劉高興干活的時候跟他說上一句，劉高興就在心理抱有幻想，而當劉高興收完廢紙后她便嘭的一聲關緊了房門。劉高興對西安的這份熱誠和西安對他們的冷漠形成鮮明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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