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朱德突然聽到朱琦在醫院搶救的消息，但接連幾天打電話去醫院都沒能得到兒子更準確的消息。
十天后，兒媳趙力平來北京，朱德才知道兒子朱琦已經去世十天了，葬禮都準備好了。
朱德聞言沉默良久，痛心疾首地指著趙力平說，你們不該瞞著我啊。
為什么朱琦年紀輕輕就去世了？又為什么大家都要隱瞞他的死訊呢？
白發人送黑發人
1966年當記者問到朱德此生最大的遺憾是什么時，朱德說他沒能侍奉年邁的母親，到她臨終時，自己沒能給她端一碗水。
幾年后，朱德的遺憾事又多了一件——沒能趕上獨子朱琦的葬禮。
1972年，朱德的兒子朱琦被診出患上了心臟病。
此后朱琦過上了“清閑”的日子，不用再去上班，但要經常和醫院打交道。之前他打過仗，開過火車，但如今走一走都覺得很乏力，最多也就是出門看看外面的景色。
八十多歲的朱德有空就往醫院打電話，關心兒子的身體，對他的病情十分擔心。一會問他有沒有按時吃藥，一會又說醫院要是有新的治療方案也只管試試。
朱琦
這讓朱琦覺得自己是個拖累，兒子們都在外地當兵，妻子趙力平也要上班，如今自己不能干活還要父母和妻兒操心。
1974年剛入夏，趙力平在上班時突然接到醫院電話，說朱琦突然犯病，正在搶救。
等她趕來時，人已經不行了。醫護人員說，朱琦是心臟驟停，所以一句話都沒來得及留下。
雖然早就知道會有這么一天，但真正面對朱琦去世，趙力平仍然覺得自己沒準備好。
更別提把這個噩耗告訴給88歲的朱德了，年邁的爹爹聽到喪子的消息身子骨怎么能受得住？
于是趙力平只好打電話找婆婆康克清商量，幾番討論后，二人一致決定將朱琦已逝的消息瞞著朱德。
至于為什么突然聯系不上兒子了，康克清告訴他說朱琦心臟病犯了，現在正在急診中。
聽到這一消息的朱德很著急，隔三差五就往醫院打電話，問現在怎么樣了，需要用什么藥的話盡管跟他說。
一個星期了醫院都沒給個準確答復，只是說尚未脫離危險。這幾日朱德過得很煎熬，心口一直揪著疼，他隱隱感覺大事不好，卻也一直沒人告訴他兒子確切的消息。
直到6月20號，兒媳趙力平趕來北京，康克清才把孩子去世的消息告訴了朱德。
康克清
“朱琦走了十天了，葬禮已經辦過了。”
趙力平回憶說，那天她就坐在康媽媽旁邊哭，眼淚跟開了閥門的水龍頭一樣止不住。
爹爹很虛弱，他喉頭動了動，想說什么卻沒有說出來。過了一會眼眶就開始泛紅。
他指著二人說，孩子走了你們不告訴我，這不對。我就這一個親兒子，他才58歲，怎么這么早就走了。
這年，耄耋之年的朱德含淚送走了58歲的獨子。
葬禮過后，子孫還要繼續工作，但大家又很擔心朱德身體吃不消。作為共產黨人，他強忍悲痛，還是安慰兒媳不必掛懷，趕快回去工作。
朱德與朱琦夫婦
追憶往昔
朱琦去世后，朱德會時常想起兒子的往事。
比如1916年朱琦剛出生的時候，當時的朱德剛剛30歲，他歡天喜地地把孩子抱在懷里左看右看。因為耳朵里有一個小肉柱，所以最開始給他起名叫“保柱”。
“保柱”也就是保住，朱德希望他能在戰亂中保住國家，也希望一家人能保持住這種幸福的小日子。
過天不遂人愿，孩子的母親不久后就病逝了。
朱德第一次照顧這么小的孩子很是手忙腳亂，又因為公務繁忙，很多時候都顧不上“保柱”。
好在有人給他介紹了陳玉珍，朱德才舒了一口氣，完全放心地把孩子丟給了“后媽”。
父子倆總是聚少離多，比起普通人家的孩子，朱琦有他這樣的父親也吃了不少苦。
1927年，國民黨開始圍剿共產黨員，朱琦作為朱德的兒子赫然也是要被“處決”的對象。
這時，不少人稱朱琦已經“殉難”了。但朱德卻始終不肯相信，一直抱有“兒子還活著”這樣僥幸的期待。
所以十年后，當龍云告訴朱德，他手下有一個叫朱琦的兵時，朱德很興奮，連忙去見周恩來，通過多種關系把“朱琦”帶到了面前。
戲劇的是，太久未見，剛一碰面父親竟不認得他這個兒子。還是摸到了他耳朵上的小肉柱才肯確定，“錯不了了，這就是我的娃。”
原來，當年國民黨發難的時候陳玉珍將他藏得很好，但也因此和朱德斷了聯系。關于怎么會出現在國民黨的軍隊里，朱琦稱盧溝橋事變后國民黨開始“抓壯丁”，自己就被拉了過去。
朱琦本以為，多年未見父親一定會想方設法地彌補這些年的在他成長中的缺席，卻不曾想，前線來了一封缺人的電報，父親便一點也不留戀地把他給推了出去。
朱德給出的原因是，要打仗，他朱家人不上怎么能行？
于是與父親相見不到一年，朱琦便又背起行囊趕往抗戰一線。但朱琦沒有因為父親的身份被優待，而是在軍中只是一個普通的士兵。
幾年后，朱德聽到兩個消息——幸運的是，戰爭結束，朱琦活著回來了；不幸的是，朱琦在戰場上受了傷，腿上落下的殘疾估計一輩子都好不了了。
看著飽經風霜的兒子，朱德很心疼，但更多的是為他感到榮耀，但嘴上卻沒有說什么夸獎的話。
不僅有功不夸，而且有過嚴批。
有一次，朱琦和父親一起去看中央辦的晚會。出來后，朱琦還在回味晚會的精彩內容，卻沒想到，正在興頭上的他被父親潑了一盆冷水。
原來是因為他“搭順風車”的行為太不合規矩了。
公車改革后，許多中央人物出行都會乘坐公車。這天去晚會，上面也給朱德派了一輛車。
警衛員看朱琦腿腳不便于是提議讓他趁車回家，朱琦欣然答應，沒想到卻遭到朱德的一頓臭罵，讓他趕緊下車。
朱琦雖然不情愿，但也能理解，于是悻悻地從車上走了下來。警衛看他挨訓，便又讓他站在外面腳踏板上趁車回去，沒想到此舉更是惹怒了朱德。
朱琦很委屈。父親不讓他坐車，說他級別不夠朱琦能接受，可他只是站在車外的腳踏板上，怎么還要被罵呢？他腿腳不便，趁一趁自己親爹的車何錯之有呢？
朱德看他委屈，最終還是放柔了語氣語重心長地與他講，他這樣是占了警衛員的位子，如果出現問題警衛員不在，車里的人豈不是很危險嗎。
聽進了父親的勸誡，朱琦此后再也沒坐過他的車。
朱德警衛員
嚴于律己的共產黨人
朱德對兒子嚴格，不是說把那些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強加在兒子身上，而是朱德行事作風一貫如此，嚴于律己是他多年以來的習慣。毛澤東曾評價他說，朱德就像他的名字一樣明德、守德。
建國后不久，有一批家鄉的親友想來看望這個開國元帥，但朱德知道他們實際上是想來投奔自己。
共產黨一直教育他們不拿人民一針一線，朱德將這一點牢記于心，他現在住的房子是中央發的，吃的口糧是中央給的，公車是國內外友人捐贈的。除了幾兩碎銀，別的都不屬于他。
37年母親生病的時候，家中生活艱苦，這個大元帥竟拿不出200元，還是厚著臉皮向朋友“借”，才解了燃眉之急。
但他又深知只靠自己的工資根本還不起這筆“巨額”，于是朱德便直接在信中表明說是借錢，但希望友人能看在二人情誼上將此款作為捐助。
不肯以公謀私向來是朱德歷來的作風。所以面對這幾十位家鄉的父老鄉親，除了為他們安排一頓飯，自己恐怕實在是無能再給他們些什么了。
怕自己心軟，朱德竟然連見都不見他們一面，招待的事宜也都交給旁人去做。一頓飯后，他又安排專人把這些老鄉送回家去了。
這么一來，恐怕朱德“鐵公雞”的名號要在家人口中傳開了。實際上，家人們的恩德朱德都銘記于心，讀書的時候家中條件一般，也是有這些親人的支持他才能如愿以償地學習、革命。
所以，為了報答他們，朱德便提出替他們撫養教育孩子的想法，每戶可以送一個孩子到北京學習。
不過肯定是不能占用公家資源的，于是朱德便省吃儉用，從工錢里省。他不吃大魚大肉，只吃山野菜這樣的家常便飯。
有一次出門，下屬安排的工作餐里竟然有“燕窩”這種奢侈品。朱德看到后十分生氣，不僅自己付了錢，還重申了自己的吃食標準。這一來，下屬才明白，這個戰功顯赫的大元帥不是在謙虛，而是把節儉刻在了骨子里。
就這樣他把自己的工資掰成幾瓣花，養育過的孩子前前后后竟也有十幾個。
朱德的節儉的作風得到了毛主席的贊揚。家鄉人民也以他為豪，想要把縣城更名來紀念他，卻遭到了朱德的連連拒絕，他始終以一個僥幸存活的普通士兵自居，如何不肯接受“英雄”的高帽。
就像外國威爾斯女士說的一樣，朱德是個連自傳都不愿意寫的人。這樣低調的他怎么會讓老鄉們大費周章地為他改縣名呢。
我們常說“人如其名”，在國外作品中，朱德的名字常被譯為“紅色的品德”，也可以說是“革命的品德”。
所以朱琦作為這樣一個嚴于律己的革命家的兒子，自然是要學會“吃苦”的。
朱家家風
但他們老朱家的家風就是這樣，要成為國家需要的棟梁之才，而不是要做溫室里的花朵。
朱德是一個共產黨員，對黨忠誠，為了國家犧牲小我的觀念刻在他的骨子里。女兒朱敏對此也有很深的感受。
他在教育子女時說，要接班，做共產主義事業的繼承者，但是不能接“官”，只有和群眾打成一片才能更好的理解共產事業。
1953年，朱敏被分到北師大工作，當時單人宿舍還在修建，朱敏想要住在家里卻遭到了父親的拒絕。
朱德說，你應該去住集體宿舍，不要因為是我的女兒就不肯吃苦。你住在家里容易慣出嬌貴的毛病，時間久了就會脫離群眾。
朱德不止一次向子女們灌輸“吃苦”的精神，他還曾專門為此開過“家庭會議”，跟他們講述自己革命時候的困難。要他們知道，所謂“朱元帥”的名和利不是讓他們作為“官二代”來享受的，而是應該以父親為榜樣成為對國家有用的人才。
此外，朱德的拳拳愛國心在子孫身上也有深刻的表現。
如1950年，朱琦的大兒子出生，恰逢抗美援朝戰爭打響，于是這個孩子便叫朱援朝，另外幾個子孫的名字也飽含著他對新中國未來發展的期望——和平、全華、力華、新華。
朱全華
朱琦去世后，中央擔心朱德年歲已打更需要人來陪伴，便把孫子朱全華調到了北京工作。
可爺爺朱德看見孫子出現在北京竟然十分不開心。
他語重心長地說，我知道你們放心不下我，但是我需要的不是陪伴，希望你們都能做社會主義的接班人。隨后，他便向相關部門要求把孫子調回到他該去的地方。
但這時已近年關，朱全華想和爺爺一起過完春節再走。朱德聽聞，嚴肅的告訴他，你是一個軍人，軍人的天職是服從命令，不能總依著你想，如果國家需要，就是大年三十你也得趕緊過去。
1976年，朱德的生命也走到了盡頭。
或許在遙遠的天國，父子二人終于能把酒言歡了。
